目前学术界学术抄袭、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术规范的关注和讨论。我们近日采访了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他曾经任教于境内外多所大学，除了自身的专业研究外，他对于国内外高校的学术规范制度也相当关注，曾多次撰文谈论学术规范问题并组织过专门的学术讨论。日前，就相关问题朱寿桐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访谈———

　　抄袭与基本学术伦理相悖

　　羊城晚报：您认为目前在大陆，学术抄袭、造假等失范问题严重吗？原因何在？

　　朱寿桐：我觉得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关于学术失范事件的传闻好像有点此起彼伏的意思。当然说到抄袭，其实情形也相当复杂，不宜简单化。抄袭固然一般是学术伦理方面出了问题，但也有些是学术规范上的漏洞，例如有些是无意抄袭：有的学者在早年的研究、授课过程中注意到并摘录了别人的研究成果，可时间一长，忘记了，不知不觉中内化到自己后来的著述里，而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结果一发表就构成了抄袭。还有的写文章和论著的时候间接引用了别人的成果却忘记了补上注释，结果也成了抄袭。这当然就是学术规范上出了问题：引述、借用别人的东西时刻要保持欠人钱物般的那种忐忑，既怕将引用处理成自己的东西，又怕引用出了错讹。有了学术规范的意识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

　　羊城晚报：有人说做学术论文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规范；二是为了有所创新；三是为了获得学位。您认为做学术论文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点关系到对于学术抄袭的判定。

　　朱寿桐：学术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为了保证学术的健康发展，是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研究，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的基本伦理。因此，做学术一定要以创新为旨趣、为目的。从这方面讲，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学术抄袭都是与做学术的本旨背道而驰的，是和最基本的学术伦理相悖的。

　　为什么学术抄袭层出不穷？

　　羊城晚报：学术失范问题的出现，是否和现在的学术体制有关系？这些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朱寿桐：说到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看。首先，不能一味地将问题全都推给制度，似乎那样一来，个人就不必负什么责任。比方说现在有许多人利用体制控制的便利垄断学术资源，有人认为这是制度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当事人自身的问题。利用现有体制操控学术资源的人大多是掌握权力的学人，你说是制度的问题，专家、学者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内行领导学术，难道不是一种社会体制上的进步？它打破了以往外行领导内行的境况，本应为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术资源分配体制走行政路线，政府通过行政投放资源显然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掌握行政权力的有些学人自身出了学术伦理问题，自律性不强，把巨大的学术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利，结果成为“学术寡头”。这些“学术寡头”可能自己很少做实在的研究，利用资源雇佣廉价劳动力，然后将所有的“成果”都纳入自己的名下。这样的现象绝非个别，这里牵涉到学术体制如何科学地调配学术资源的问题。

　　羊城晚报：学术抄袭层出不穷，是否与处罚不够严格有关？

　　朱寿桐：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严格处罚就会杜绝学术失范现象。所有的处罚都是消极的，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在积极意义上作倡导。比方说在整个学术界乃至于社会上普遍倡导一种尊重学术伦理的风气，将学术伦理提高到礼仪廉耻的人生道德层面来看待。学术方面急需建立一种学术伦理上的廉耻之感：不劳而获抄袭别人要有羞耻之感，滥用自己掌控的资源剥削别人的研究不也是一种不劳而获？也要感到羞耻才是。更重要的，一些人既未受到过像样的学术训练，学问又极差，甚至文字关都过不了，却俨然一名学者的身份出现，煞有介事地掌管并滥用学术方面的权力，这种人比起那些偶然的抄袭者更加寡廉鲜耻。总之，没有起码的学术良知，学术伦理方面没有起码的防范意识，学术道德全然不顾，大家在学术问题上都可以不要脸，那么你处罚几个抄袭者又有什么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