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引起许多市政协委员关注与思考。他们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生偏向于选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或外资大型企业，就业门路过于狭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行政事业机构精简的制约，现有结构中的岗位已相对饱和，而社区服务中尚存在巨大的需求缺口。这些委员认为，应借此为大学生就业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社区服务蕴含巨大就业空间

　　仅从上海社会组织与国外的对比数字来看，其中蕴含的就业潜力就值得大力开发。据市民政局2008年统计显示，上海三类社会组织目前从业总人数为13.5万，其中专职人员6.5万，兼职人员7万，从国外就业结构来看，大约有10%的就业人口在社会组织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只有2%的比例，10%意味着几十万的岗位，因此社会组织吸纳就业的空间非常大。

　　近年来，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带动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截至今年4月底，本市依法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共有9086家，相比1999年的2636家，保持着平均每年700家的增速。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社会组织费用约占上海GDP的1.2%，在推动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承接政府职能和舒缓就业压力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背后，是社区服务存在的巨大缺口，仅以杨浦区的为老服务为例，杨浦区有44家养老机构、157个老年活动室、16个助餐点，但同时直接负责养老服务管理工作的人却非常少，优抚对象与优抚工作人员的比例是664：1，而这也促使杨浦区民政局在今年年初专程赴高校向应届毕业生伸出“橄榄枝”。

　　同样存在缺口的还有家政服务业，民进上海市委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有77.6%的家庭需要社区服务，但满足需求的只有26.1%。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上海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国际化和高档社区越来越多，在沪常住外国人已达27万，常住港澳台同胞更多，加上居住高档小区的本地、外地居民，构成了对高层次家政服务的庞大需求，但目前提供的家政服务无法与之匹配，86%的家政从业人员未受过专业培训，上海家政市场难以满足客户的一些新的多元需求。

　　社区服务尚存开挖出更多就业岗位的潜力，但社会上也有人质疑看似琐碎、“底层”的工作不适合大学生，市政协委员对此不以为然。同样还是举社会组织的例子，目前上海的社会组织中，有9万人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占到社会组织总就业人数的68%，高于本市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25%的比例，这意味着社会组织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对较高，需要组织能力强、沟通能力强、有爱心、有奉献精神、有创造力的优秀大学生。

　　市政协常委冯德康补充表示，作为社区管理者——居委会也亟须加注高学历、高素质的新鲜血液。在社区管理中引入大学生，有利于培养年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改变居委会老龄干部一统大局的局面以及未来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及储备。

　　陈旧观念阻碍公共服务岗位挖潜

　　尽管社区服务、尤其是社会组织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已引起各方关注，但在挖掘其潜能的道路上仍存在不少障碍。全社会仍未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就是其一，一些委员提出，在就业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仍有大学生没有转变择业观念，认为从事社区服务是低三下四伺候人，不愿到有社会需求的社会服务岗位就业，造成“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不对称局面。而政府往往比较注重生产性行业，对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行业关注较少，在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缺少对扩大社区服务的专项规划，尚未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习惯以大包大揽的方式，直接承担大量社会性和服务性事务。

　　同时，全社会“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意识尚未形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去应聘，十有八九不得不跟招聘方解释什么是社会工作。参加工作后，又往往被当成护理或干脆是勤杂工来使用，这导致另一个问题的产生：需求方根本不知道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而更愿意花很少的钱去找便宜的非专业劳动力。市政协常委骆新表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和专业，社工们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转的重要力量，他们在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青少年犯罪、老人陪护等扶持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已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在香港，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1人是职业社工，上海若以此按人口数量推算，职业社工至少应有2万。

　　在上海，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仍是新鲜事物，无论从管理制度、职级、待遇，到观念、后备人才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供需错位”。一位担任基层社区管理工作的社区书记反映，大学里即使是学社工专业毕业的，考出任职资格的学生，在面对实际工作对象时，往往表现出不知所措，缺乏沟通能力、说服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更不要说吃苦耐劳的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很多社区基层管理者也反映，由于社工、社区工作目前待遇不高，大多数毕业生即便以此就业，也大多是权宜之计，流动率很高。

　　此外，公共财政相对于社区服务领域配套还不完善，譬如财税部门大都把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社区服务活动视同企业，各项税收概不优惠；而适用于各类企业的优惠政策，民办非企业组织却不能享受。

　　委员建议：加大政府购买力度，扶持社会组织发展

　　市政协常委骆新认为，应依靠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府从专业服务机构采购的力度。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增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涉及的面极其广泛，医院内从事病人心理疏导工作的人员，司法机构处理和疏导家庭纠纷的人员等都属于社会工作者范畴，在国外，收养小孩在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由专业社工去申请收养的家庭实地考察1到3周，但类似的职能在我国则由民政部门的公务员完成。应该聘请社会组织把社会工作从民政、司法、卫生等执法系统中剥离出来，进行市场化、社会化运作，从而产生大量的社会工作机会。

　　政府从专业服务机构购买服务，无形中可以引导、培养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税收及各种政策的扶持，可以由这些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与各种基金会、慈善家结合，拓展社会公益服务资金渠道，逐步改变全部由政府出资的资金来源方式。在此基础上，在社区家政、居家养老、社区教育等方面，可以尝试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根据服务对象层次、收入水平设计不同的服务项目，提供菜单式服务。

　　为此，委员们建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把社区服务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像抓产业振兴那样，着力发展社区服务。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将社会组织纳入税收优惠政策适用对象的范围；将政府应对危机的1600亿元拉动内需投资的1%，用于扩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承担的服务项目；在运作上应实施分类指导，重点扶持，培育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引导向产业化发展。政府应购买与监督并重，确保资金有效运用，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层次社区服务事业发展模式。同时，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在社会组织建立、管理、发展中的引领和枢纽作用。在当前着力培育能够协助政府承担社会事务管理、提供公益性服务的社会组织，扩大社区服务，拓展就业岗位。

　　建议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信息发布平台，努力使信息公开透明，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公平参与的社会环境。委员认为，由于社区服务利润水平较低，还可以建立一个规模经济和统一的协调平台，目前，仅凭各区县街道“小打小闹，单打独斗”式地搞社区服务，完全不足以支撑业务延展，建立起市一级的、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运营中心”，可以统一平衡协调各区分中心的市场运营，在服务理念、服务标准、服务品牌、人员培训、物流配送等五个方面，利用信息系统实行统一管理，但在服务内容设计、服务价格制定、服务特色选择等方面，各区分中心和各社区服务中心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权。

　　此外，应建立高校毕业生参与社区工作的发展通道和上升空间，形成到社会组织也是创业就业的理念，鼓励大学生到社区就业、到社会组织就业。而作为从事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应在课程设置、实训课安排等内容上考虑如何设计与一线需求相结合，以社区、社会服务岗位为定位的专业。市政协常委左学金认为，鼓励大学生投入到社会事业中，还需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制。现行社会保障体制将就业人群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城镇正规就业、城镇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征地农民、农民等不同人群，影响了不同人群的福利，降低了大学生进入基层服务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