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新鲜活力。今年4月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09)》称,全国现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农村将为这些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舞台?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将对农村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何理解大

　　学生“村官”计划对青年和农村关系的推动作用?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注入新鲜血液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是中国现代化全局中最为艰巨的任务。”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副主任、“首届十佳大学生村官”评委会负责人郝向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认为,我国农村要实现粗放型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的转变,真正让广大农民走向富裕之路,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用科学技术提高农村生产力。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众多农村人特别是农村青年进入城市,有的村子甚至出现了空壳化。像江苏省连云港市安峰镇山庄村,共有人口2038人,劳动力870人,而外出务工的人员就达600余人。

　　“长期的人才外流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匮乏,素质亟待提高。”河北省滦县古马镇党委书记潘双对记者说,一个村班子的强弱不仅直接关系到该村的发展思路和出路,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各项工作推进的质量和成效。现在很多村级组织,干部队伍老化现象严重,缺少有文化知识、有科学技能、有发展思路、有胆识气魄、有创新精神的带头人,人的因素已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发展。

　　郝向宏认为,城镇化、工业化是大趋势,农村人口的转移是不可逆的,但我们不能使农村人才空壳化。在人才方面应该逆向流动,向农村输送新鲜血液,对农村的投入、倾斜,应当包括人才方面的投入和倾斜。大学生们知识丰富、眼界开阔、思维活跃、勇于创新,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便写道:“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悠悠华夏,广袤农村,渴望着有知识、有文化、懂技术的大学生人才的到来。

　　中央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在江苏、河南一些省份试点的基础上,中组部决定从2008年开始,今后5年,每年选派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江苏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党委副书记王秋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农村非常需要大学生“村官”,省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尤其需要。我们要放手给大学生“村官”们一个好的支点,压更大的担子,在新农村建设上,让大学生们出点彩。

　　中国电信江苏公司总经理高同庆说:“我们为江苏省2008年以后进村的大学生‘村官’提供了‘五个一’服务:即一条宽带:每人一条,可免费使用3年;一个交流平台:为他们建立了村官网;一个展示窗口:建立了江苏信息平台,开发了大学生‘村官’频道等;一个培训系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市场需求等,帮助大学生‘村官’引导农民致富;一支服务团队:在县级电信分公司,设有专业团队对大学生‘村官’进行信息化培训。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理解中央花这么大力气推动大学生到村任职,不是让他们去当农民,而是让这些‘村官’们把现代文明带入农村,所以我们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还写道:“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

　　郑风田对记者表示:“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引新农村建设的最直接体现,将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大学生‘村官’对完善农村组织形式、补充新鲜血液将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

　　大学毕业生需要在农村砺练成长

　　除了促进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显然还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全国组织部长学习十七大专题研究班上提出,要“努力形成来自工农一线的党政干部培养链”。

　　对此,江苏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王国生是这样理解的: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锻炼这项工作将会形成干部工作的新导向,带来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人才要到基层锻炼,干部要面向基层选拔。

　　培养党政干部,为什么提出要来自工农和基层一线?王国生说:“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一大批了解国情、熟悉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干部。从目前的干部队伍来看,不少干部从校门一步迈进机关门。现在在中间增加了一个农门。这一路径符合干部成长的规律。”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在工农一线培养干部一向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从共产党走过的道路看,几代人一直在往农村扎根。早年,毛泽东、彭湃等一代人进农村,造就了共产党的第一代干部;上一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又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抗日根据地并成长起来,可以算做第二批;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对上一世纪50年代、60年代大学生的培养一直强调工农一线的培养,第三批人中培养出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1700多万名知青上山下乡,时序上是第四批,也就是上一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现在很多知青也已经走上了领导岗位。现在,把第五批大学生放到“ 三农”的第一线去锻炼,让党政干部培养链的“根”重新回归农村,这说明我们党对国情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而这步“棋”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乃至执政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坚持下去,干部会更加深刻地了解国情,他们制定的政策从工农中间出,自然也会更加贴近中国国情。

　　大学生“村官”、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沙口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晶晶说:“80后的我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大学生’ 的光环让我们理想色彩较浓,职业期望过高。如果不在实践中磨练、成长,就很难担当社会重任。农村既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又是砺练人生的学校。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是成长成才的一种正确选择。”

　　郑风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生到农村去当“村官”有三大优势:一是发挥头脑活的优势,当发展农村经济的“参谋长”。大学生“村官 ”们可充分发挥自己接受新事物快、懂电脑等特长,上网学习农业实用技术和外地先进的发展模式,积极为村支两委当参谋、出点子。二是发挥干劲足的优势,当调处农村矛盾的“协调员”。三是发挥兴趣广的优势,当活跃农村文化的“先行官”。

　　这些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们,如郑风田所说,在农村这个大熔炉中,正在得到锻炼和成长。

　　南京浦口区永宁镇高丽村村主任助理孙进存去年从徐州师范学院毕业,学的是园林专业,出身农家、对农村环境和农民想法早有精神准备的他, 刚到村里时,有件事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有一天,小孙通知各个小组到村委会接受远程教育培训。等了一天,也没来一个人。他跑去问,农民们说:“我不知道你那个培训是啥意思。”小孙只好从具体事情入手,让农民了解什么是信息化。村民柳家明过去是买卖鱼的小经营户,一直想自己养鱼,但苦于没人教。小孙便把他拽来,让他看远程教育网上的培训课程,又帮他搜集视频资料。现在柳家明学会了立体生态养殖。“大学生‘村官’通过网络,让我们见到效益了。”柳家明高兴地对记者说。

　　河北省柏乡县内步乡内三村曾是全县出了名的“泥糊涂村”,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在“首届十佳大学生村官”、内三村党支部书记郭华彬的努力下,5.8公里的村级路通了,同时又投入了23万元整修了街道。如今,全村老百姓60%以上的农户都有了第三产业,致富的劲头特别足。老百姓说, 内三村在郭华彬手里变了模样。

　　“农村工作多而繁杂”,这是江苏省连云港市安峰镇山庄村村主任助理李昆任职后的第一感受。李昆说:“我曾耐着性子给要上访的村民做了两个小时的思想工作,在和群众的广泛接触中,我逐渐熟悉了民情,同时,也加深了对这份工作的乐观和自信。在基层的锻炼,使我逐渐成长起来,这将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江苏连云港市委常委、灌云县委书记唐铁飞说:“我们提倡把年轻干部放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并不是苛求他们现在能干成什么,而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为干部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积累经验、积聚才干。同时,这也有利于我们通过实践来检验、挑选和及时使用干部。”

　　青年和农村的关系实现了新飞跃

　　农村需要青年,一个脱胎换骨的支点;青年需要农村,一个升华淬火的摇篮。青年和农村的关系,因为大学生“村官”的到来,实现了新的飞跃。

　　郝向宏说,纵观历史,横比世界,2008年以来中国强力推进的大学生“村官”计划,不但是推进农村科学发展的战略支点,而且形成了青年与农村关系史上的第六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辟了青年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境界。李大钊写于1916年9月的《青春》中所阐明的理想,最终在他1919年2月写出《青年与农村》的正确道路中得到实现。

　　第二次飞跃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的土地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毛泽东诗词中所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写照。

　　第三次飞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奔向延安洪流,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农村最基层,奠定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础。

　　第四次飞跃启动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建设热潮,形成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取向。

　　第五次飞跃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尽管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和骨干队伍,但也使得青年与农村的关系被扭曲。

　　第六次飞跃肇始于20世纪末的青年志愿者行动,并由进入新世纪后的大学生“村官”推展成为国家战略,成为青年与农村关系史上的结合经典。

　　王秋白对郝向宏说的这次新飞跃深有同感。他说:“过去,农民和政府间的联络非常薄弱,老百姓对政策有不理解的,找不到人问也就过去了。现在有了大学生‘村官’,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为老百姓解疑释问,一方面可以进行政策执行前的宣传,另一方面还可帮助政府提高执行力。”

　　江苏南京浦口区委常委、浦口区副区长闵一峰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学生“村官”掌握一些前沿的科学知识、理念,能和老百姓融在一起,让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村委会班子更是感觉到了压力。大学生“村官”们把信息技术带入农村,已经改变了这些村干部的思想观念和信息获取方式。反过来,农村也在促进青年大学生们的成长,这段经历,将惠及他们一生。

　　郝向宏表示,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只要是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就特别需要正确安排青年与农村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越过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卡夫丁峡谷”。我们期待着大学生“村官”在青年与农村关系史上续写新篇章,在青年与国家发展史上创立新坐标。

　　让我们铭记李大钊的那句经典名言:“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 本报记者　蔺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