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在改进人才管理方式方面,《纲要》提出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本报昨日报道)

　　对于眼下的中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曾经有过一个精辟的论断。他说,中国的大学出现了一种“新四化”,即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学者奴才化。按照这个推下来,在笔者看来,高校便会整体出现一种“去势”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高校目前的现状来看,不论是频频曝光的学人代言利益集团,还是已经司空见惯的“奉旨研究”的科研项目,都说明高校的某些学术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种被阉割的状态,失去了“不唯上、只唯实”的独立的学术精神,从而变成了权力的附属加工厂。权力定做什么样的学术产品,工厂便生产什么,来料加工,绝对服从,保质保量,实行三包。“去势”之后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依附。因为,被去势的学术自然谈不上什么独立,自然就会依附于权力或者被某些利益集团收买。大学校园内弥漫的拜金、喧嚣之气,以及不断见诸媒体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事件,都表明高校的“官本位”“金本位”已经走到了令人扼腕和痛心的地步。

　　其实,细细总结起来,这种趋势还有很多特点,可是不论运用哪方面的描述,都会把问题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方向,那就是学术的独立。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只见大楼,不见大师?为什么会有“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都会不断重复那句著名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如果有人问,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是哪一所,在众多的回答中,一定会有一所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校入选。西南联大师生中,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有171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 “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珮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什么让这所仅存在了9年的大学蜚声海外人才辈出,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答案也许并不难寻找,但是每一个答案也都会指向学术的独立。不独立,则无活力。无活力,则无动力。无动力,学术自由便只能沦为一纸空谈和装点权力的花瓶,学术水准便只能在“奉旨研究”中越来越低,大学精神便只能在浮躁和急功近利中迷失方向。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只是“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将官帽一摘了之,更重要的是,还学术以独立性,让学术能够不必看权力的脸色、不必仰官僚的鼻息、不必接受长官意志式的资源分配,仍然可以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让高校重新回归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传统。只有这样,高校才能真正彻底地“去行政化”,大学精神才会得到净化,学术之花才能常开,人才之树才会常青。

　　本报评论员 赵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