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信良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她的国库之殷实，也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段话，可作为“教育先行”的绝好注脚。

　　但在现实社会中，“教育先行”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既表现在对教育投入的严重滞后上，也表现在对教育改革的漠然处之上。昨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作为人大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他还说：“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他担心，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没法“与社会沟通对接”。

　　应该说，纪宝成校长说出了一些大实话，也道出了当今大学教育行政化管理的根子之所在。但仔细想想，总觉得有点不“对路”。且不说别的，即便其他企事业都去行政化了，可政府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是永远存在的，难道为了要与政府机关“沟通”“交流”，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就不能去掉？

　　纪校长的逻辑是，社会“官本位”的现状是源头，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也就顺理成章，不然就是“贬低”了教育。纪校长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忘记了教育的重大职责。蔡元培先生说得好：“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请问，社会上泛滥的官本位思想与学校教育两者之间，谁是因，谁是果？

　　要改革，总是得有一部分人放弃其既得利益的。纪校长为高校的行政阶层辩护，即便有些话说得在理，也难逃为本系统利益集团撑腰的嫌疑。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对那些真正凭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出成绩的大学教师来说，其地位不但不会“贬低”了，只会提高了。

　　至于“与社会沟通对接”的问题，若能换个思路想一下，也就豁然开朗了。目前不少民办高校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求生存，办出了自己的特色，站稳了脚跟，这些学校的校长并没有什么“厅级”“局级”的行政级别，他们能“与社会沟通对接”，公办高校的校长们怎么反而就不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