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新世纪以来与中国亿万青少年成长和发展、与亿万家庭希望和幸福最为关切的重要政策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研究制定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修改，历时一年半之久，终于拿出了一个文本，自昨天起再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工作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的战略目标。

　　作为“优先发展”方针的具体体现和决心宣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低于4%”——这个一直被社会各界当成检验国家对教育重视程度的象征性指标，其兑现时间也明确地定在了几乎近在眼前的2012年,即本届中央政府任期之内。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根本在教育。”各级政府领导能否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认识，是教育能否实现“优先发展”的关键。如果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强，仍然一脑门子的GDP，教育优先发展的要求就会再次成为空话。

　　今天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三了。从某种角度看，国家的实力与GDP总量其实关系不是太大，倒是与经济的结构、层级关联度更高一些。而后者主要是由国家的科技研发能力、人才培养和劳动者整体素质来决定的。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35353亿元。335353亿元的4%,也就是约1.3万亿多元，然而由教育促成的人力资源增值，又岂是区区一万多亿GDP可以相比？

　　教育优先发展，首先就是要大大增加教育这一产品的供给。人民群众对于教育发展不满意的地方，以及教育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地方，一在教育公平，二在教育质量。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因此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特别是要在2020年前“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都需要巨大的增量投入。

　　尤其是在刚刚实现较低层次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土墙上“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标语遗迹尚存之时，政府就作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承诺，可以说是下了大决心。即使在财力较强的东部地区，一座城市里的中小学，市民心目中的“好学校”能有几所？他们不愿意让孩子去上的“薄弱校”又有多少所？把这些“薄弱校”改造到与“好学校”差别不太大的程度，需要花掉多少钱？

　　当然，不是所有的发展都要靠钱来“堆”。

　　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另一必要举措就是“改革创新”。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表示，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这才是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所在。如果考试招生制度漏洞百出，腐败横行，那么“新读书无用论”就必然泛滥，建得再好的中小学校园也留不住出身贫寒的学生。如果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僵化、甚至衙门化，那么你用再高的薪水也留不住一流的教师。

　　而且，教育的价值并不仅仅是通过培养人才为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做贡献，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兴国”和“强国”。在现代社会，公平地受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活力、竞争力、和谐幸福程度。

　　我们有时说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文化水准”、“受教育程度”的同义词。身处当今这个科技快速发展，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法想象如果还像60年前那样，文盲占全国总人口的80%，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反过来，我们则完全可以期待，10年后，按照规划纲要描绘的蓝图基本实现了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肯定也就为期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