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瑞生

　　国内这些年尝试“校长推荐制”不止北大一家，上海的复旦、交大、同济都曾采纳校长直荐自主招生，可是北大却是被骂得最为“风光”的一家。日前呱呱坠地的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方案”，几乎遭到了一边倒的讨伐，11月10日的调查显示，只有2成公众支持，7成公众则投了反对票。

　　北大放权给各大中学校长，让他们担当“守门人”，公众的第一反应却直接发酵成了：谁会被不明不白挤下车？公众“没信心”不是瞎胡闹，这些年的招生乱象、腐败丑闻的确也伤了公众的心。一提到“推荐”，自然让人想到了“后门”，独木桥难走，有人就有办法“绕道”。

　　可是，即使面临道德的质疑，“校长推荐制”本身的价值依然不可替代。即便有道德问题，那也只是制度的一个漏洞，除非尊重制度，别无他途。

　　所谓“校长推荐制”，本来就是“新瓶装旧酒”。华罗庚初中数学考试不及格、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曹禺三次高考落榜，季羡林、闻一多、吴晗、臧克家等等也都是走了“捷径”。如今再无大师， “一刀切”的高考制度扼杀天才已经被证实了几十年。

　　再看美国，学术成绩通过统一高考(SAT)体现，而非学术因素则依据写作、学校和教师推荐、社区活动、领导能力、体育、创造才能、面试来评分，背景因素包括是否少数族裔、是否当地居民、父母是否校友、捐赠数额、信用记录等等。每项都有分值。

　　人是社会动物，人人都有“私心”，校长也不例外。可是制度设计却可以看住“人性本恶”。美国的综合打分选拔体系就是这么一个“三好学生”，虽然评价因素非常复杂，但是都能量化，高分高能自然服众。校长推荐看似很重要，但是学生没那金钢钻，也揽不了瓷器活。

　　况且人数也是九牛一毛，只占北京大学本科招生计划人数的3%，而且仅仅降了30分，打折的力度顶多只有九五折，学生的“成色”差异根本没啥区别。我看，这一小步迈得可谓小心翼翼，现在很多人一定要推测，小碎步要摔个大跟头，我不信。

　　如果正如北大所说，这是一个程序设计，不是校长简简单单就是签个名，而要经过学生公选、老师讨论、家长确认、北大专家组“质量再考评”、名单公示，能最终过五关斩六将的绝不是等闲之辈。

　　因为看不惯校长腐败，怕噎着就不吃饭，最终结果只能是天才、偏才、怪才也跟着饿死。一考定终身看似公平，其实这才是中国教育问题滋生的“病原体”。自主招生不光要尝试“校长推荐制”，也要尝试更多更大胆的新体制，只有这样一个复合型的选拔体系才能具有“规模效应”，才能抵挡权力、金钱的冲击，才能真正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