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浙江绍兴一中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加20分的考生中，有30名学生家长为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有19名企业老总的子女，另外15名学生家长是绍兴文理学院等单位的教师、医生或主任，1人是绍兴一中校长的外甥，只有8名考生是田径、球类、游泳等运动项目获奖取得高考加分资格，或是来自普通百姓家庭。“三模三电”加分者占这所中学2009年823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近十分之一。

　　回头看类似的高考加分丑闻，除了公权异化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呈现出典型的“族群化”现象，拔出一个萝卜，就必然带出周边许多坏萝卜。这恐怕最应该反思高考加分制度本身。譬如成本高昂的航模比赛、艺术加分等，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条件学钢琴、芭蕾舞。类似动辄要价上万的航模，别说农村孩子，普通城镇学生恐怕也不是个个承担得起的。这些加分政策，已经丧失了普适性，异化成为特殊群体服务的制度。另外，加分政策五花八门，标准琳琅满目，往往一个中学校长就可设法将全国所有大学的平等录取权架空。加分权力分散，掌控加分话语权的部门与人纷繁复杂，直接导致对加分权力的集中监管沦为形式。“族群化”的高考加分丑闻，不仅深深伤害了高考公平，更戕害了考生的实体权益，这难免让人怀念起“全国统一”的“裸考”来。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