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的事，我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我建议按规则取消他的录取资格，力挺北大按规定拒绝录取他，要求严惩他滥用权力替其造假的父母。写这些文章时，我是充满犹豫和不忍的，因为何川洋生于1991年12月,如今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我担心这样评论会在不经意间伤害到他，加深他对父母的怨愤，刺激他对舆论的逆反，引起他对社会的不满，从高考状元到取消资格的巨大落差会击溃他的心理。但是，当我看到他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言谈和状态，知道自己低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成熟和阳光驱除了我的担忧。我强烈地感到，这沉重的一页可能已经翻过，走过造假事件，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从父母的庇护下走出来，开始主宰自己的青春。

　　何川洋在母亲的陪伴下接受采访时说：人生本来就充满挫折，只不过，我17岁就碰上了。他原谅了父辈造假对自己的伤害：父亲的确错了，但这是出于对我的爱，我原谅他。他接受了所有对自己的惩罚，包括北大拒录和取消录取资格，并真诚地对同龄人说：我已经付出了代价，希望今后的考生以我为鉴吧。他还怕别人担心他接受不了现实：放心吧，没有了通知书，状元的成色也不会黯淡。(《成都商报》7月9日)

　　何川洋的这些话让我很感动，感动于一个年轻人的坚强，一个年轻人的长大，一个年轻人经历着心理煎熬后的成熟。说得多好啊，许多成年人遭遇这样的变故，未必能有这样开阔的胸怀。我不知道何川洋以前是否就是这样的性格，但此次事件一定让他更加成熟。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把痛苦隐藏在内心，在媒体前装出成熟，但他能直面现实说出这些，已经非常不容易。

　　见多了类似事件导致的伤痕、仇恨、逆反、对立和不满，可似乎在何川洋身上看不到任何一点类似痕迹。他没有怨恨自己的父辈，原谅了他们的错误，家庭关系未受到影响。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重新找到了方向，准备明年再来。他也没有以“未成年人”身份自居，指责舆论和社会的过度曝光侵犯了自己的权益，而是把自己置于规则之下，坦然地接受了惩罚并以自身教训警醒同龄人——这份理性，应该让那些把“保护未成年人”当做冠冕堂皇借口的成年人感到汗颜。

　　正如何川洋所言：人生本来就充满挫折，只不过，我17岁就碰上了——这样的挫折虽然谁都不愿碰上，但如果不可避免的话，晚碰上不如早碰上。变更民族成分骗取加分一事，如果侥幸这次没有被曝光，何川洋成功地进入北大，可这样的投机、侥幸和欺骗，将使一个人养成很不好的品质，这样的原罪也会让人背负一生。

　　我愿意与何川洋这样理性的年轻人分享这样一些心得：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很多情况下要清醒地把捍卫规则置于首位。捍卫规则，不仅因为作为受害者时才捍卫，不仅因为别人践踏规则损害到自己切身利益时才捍卫那些伟大的原则——一定不能这样，当那些东西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无关，或甚至当我们是规则被践踏时可能的受益者时，也要从利益和立场中跳出来，反抗规则的被打破和践踏。是的，作为受害者时捍卫规则，这是人之本能，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但像何川洋这样，作为规则被践踏的受益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践踏规则者，去竭力捍卫规则，是很难很难的。但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这样对规则超超利益立场的捍卫。当我们作为规则被践踏的受益者、洋洋自得于那点小利时，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规则被践踏的受害者。

　　让我们一起超越个人的恶，而致力于制度的变革。其实在这件事上，何川洋和他的父母所犯的错，许多人都可能犯。不得不说到加分制度，因为监督不力，因为本身不公，因为涉及巨大利益，所以这是一种诱人犯错的制度，许多人都很难抵制住制度中所包含的诱惑——很多人所以很同情何川洋，不仅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更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他们有何川洋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也抵制不了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所以，我们关注的不是何川洋这样的个案，而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和不公。

　　区分成年与未成年，传统是以18岁的年龄为界，但更多时候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智，何川洋离成年人的年龄标准还有数个月，但跨过这段风波，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有了成年人的理性、担当和判断。人生的路还很漫长，这不过是一段太短太小的插曲，有着这样阳光的性格和健康的心态，诚如他自己所言：没有了通知书，状元的成色也不会黯淡。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