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31名高考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因其对社会公平的践踏，自然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公平问题上又有争议，比如，在一片主张严惩的声音中，也有人认为，取消高考状元何川洋录取资格，毁其一生太过残忍，对他本人未必公平。

　　公平，只是社会资源分配的结果，从不同的利益立场出发，自然就会有对公平不同的理解。而诚信作为利益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则是毋庸赘述的。只有从制度上保证诚信，才有可能保证结果公平。

　　其实，抛开公平之争，如果我们把诚信作为一个考生和官员最基本的素质和品质，那么取消造假考生的录取资格，对相关责任人严惩都是顺理成章、无可争议的。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考生民族身份造假事件，从各个环节、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社会的诚信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平固然很受伤，而社会诚信则在泣血。

　　比如，篡改民族成分需过5关，而这层层关卡居然形同虚设，相关责任人的诚信缺失可见一斑。耐人寻味的则是这些造假者在东窗事发后的系列表演。比如，造假考生何川洋可以继续说谎“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他身为巫山县招办主任的父亲何业大也可以在坦承违法违规之后，诡辩“这是妹妹所为”；而石柱县副县长汤平在解释女儿更改民族成分时，声称都是“手下人”干的……他们为何在弄虚作假之后，敢于再三地编造谎言、违背诚信？

　　因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从高考制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我们似乎有一系列针对社会公平的法律法规，却未见一套针对诚信的制度安排。对于弄虚作假者来说，只要能手眼通天、蒙混过关就是胜利。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违背诚信者可以不以为耻甚至厚颜无耻，而人们也居然对之网开一面、宽容有加。于是，诚信的危机在各个社会领域蔓延，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罗彩霞事件”

　　……随手拈来都可以从中看到诚信匮乏的因子。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信，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但高高挂起的道德口号，恰恰证明其与普罗大众的疏离。然而，随着商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兴起，诚信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和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诚信危机的爆发说明，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我们对诚信的需求有多么强烈，而我们的诚信资源又是多么地匮乏。

　　对高考考生来说，他们是国家的未来，社会的希望。诚信的品质，应该融入他们的血液。因此，拯救社会的诚信危机，就从建立一套融入诚信考量的高考制度开始吧。　　成都商报 □本报评论员 付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