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因父亲上访被拘致报考遭拒的冯艳(化名)终于通过高考政审，获得了河北隆尧县公安局开具的高考学生政审合格证明，并参加了高校面试。派出所派专车送冯艳补办手续。(见6月21日《新京报》)

　　冯艳终于通过高考政审，可以报考心仪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于她本人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于公众而言也是值得欣慰的事。但这件事也让我们清晰看到普通百姓权益申张缺乏足够的路径。

　　“株连”，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汇，与现代法制“罪责自负”法理背离。从冯艳事件上来看，只因为“家庭背景不清白”，只因为其父参与过上访，就要失去上学的权利和资格。因为上访而会累及子女学业，这比因上访被当成精神病人抓走，更易击中上访者的脆弱之处。

　　事实上，这种令人心悸的“株连”并非孤例——几年前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为建商贸城强制拆迁“株连”公职人员，在媒体曝光后，“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名言”从此广为传播；河南巩义市杜甫故里景区升级改造时规定，如有人抗拒拆迁，亲戚中有人当教师的，停课，有做工人的，停工；就在最近，浙江宁波也发生“家长有犯罪记录，孩子不能上学”的“株连”事件：家长必须备齐包括“无犯罪记录证明”、“无违法生育证明”等证件材料，孩子才有资格上学……“权利株连”的发生表明，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在工作中存在着以“株连”治民的行政意识，而在这种意识之下，个体权利难以保障。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冯艳为自身权益申张的路径也并不宽阔，在政审表格被基层派出所以其父上访为由拒绝盖章之后，她应该是有过向上申诉的经历，然而最终却靠媒体的介入报道，才得以“舆论维权”成功。假如不是媒体的介入，冯艳的政审会得到上级公安部门“特事特办”的通过吗？会有专车护送补办手续吗？类似在媒体舆论监督之后，行政作为才得以改善，公民权益才得以申张的事例，我们见得很多。

　　无论是“权利株连”，还是“舆论维权”，都显示了普通百姓的诉求路径狭窄。这不该是民本社会应有的现象。公民人人权利平等，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任何一个个体的权利本就该在权利受法律保障的正常轨道运行，而不该受到行政的“株连”歧视，或仅仅依赖舆论帮助才能维权成功。王枪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