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原高考舞弊已不仅仅是考生的个体行为，而是表现出了群体化和产业化特征，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与高考管理关系密切的个别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如果说舞弊已成产业化、群体化、有组织化和明目张胆化，这样的集体舞弊仍只是个案，那么看来该给集体舞弊重新定义了。

　　媒体报道，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吉林省松原市高考大规模“舞弊”事件，12日上午，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代表市委、市政府首次向媒体作出公开回应：松原市今年高考过程中共查出违纪考生33人，都按照规定对考生进行了严肃处理。高考结束前，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兜售高考作弊器材或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传递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控制犯罪嫌疑人34人，收缴窃听、窃照、无线语音发射装置683套。

　　一场被教育部定性为“这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的集体舞弊事件，一场让公众瞠目结舌的公共事件，如今终于有了下文———被查出的违纪考生33人已按照规定进行了严肃处理。此前，因兜售作弊器材被抓获的两名老师也已被批捕。

　　看起来，事件到了这种地步仿佛已经暂告一段落，因为当地相关主管部门大有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势。比如，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否认存在“买场 ”可能，松原市招生办主任张大军强调，抢卷子只是突发事件。而调查组也认为，这些案件(抢试卷、教师向学生兜售高考作弊器、替考等等)仅是个案，考场秩序总体来说还是好的。松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褚春彦说得更是干净利索，“不能因为个案的发生，就说松原市的高考整体那么混乱”。

　　即便按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看，违纪考生33人，利益作弊器材传诵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控制犯罪嫌疑人34人……也实在算不了只是“个案”，如果说这是个案，那么多大程度的作弊才不是个案？是不是“全军覆没”才不是个案？日前，新华社刊文称，松原高考舞弊已不仅仅是考生的个体行为，而是表现出了群体化和产业化特征，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与高考管理关系密切的个别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如果说舞弊已成产业化、群体化、有组织化和明目张胆化，这样的集体舞弊仍只是个案，那么看来该给集体舞弊重新定义了。

　　当地官员否认“买场”可能也值得推敲。据报道，高考前几天，一些有门路的考生家长就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儿子所在的考场28名考生的姓名、学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这是一个大可援引的例证，试问，如果这不是“场”，什么才是“场”？其实，此前，媒体已经披露了松原的某些“场”的传统和“围内”“买人”传统。前者指将考场两位监考者全部买通，至此那个考生便可不受约束，甚至得到老师帮忙传递答案的优待。“买人”则是另一道工序：等到高考前几天考场确定，以每科5000元左右的价钱打点考场内学习好的学生。

　　其实，尤让人颇感困惑的是，该调查结果指向的只是学生和两名老师。众所周知，在舞弊利益链条中，学生只是其中一环，老师也只是其中一环，还有其他重要的环节。比如，更多职务人员的参与。以“买场”为例，据报道，某“买场”成功的家长向人炫耀道：“你要没有人，都看不到这单子(指提前知道的考场考生姓名、监考老师姓名等等)。”本为机密的名单何以被买走？这足以说明，买场背后必有教育管理部门的职务人员介入。在前些年，松原曾爆出集体舞弊案，后来，有39人被处分，其中处级干部2人，科级4人，监考老师27人。以之参照，可以判断的是，舞弊的老师和考生只是桌面上的乱纪者，背后汹涌的必是握有权柄的职务人员。

　　其实，当地还有一种“舞弊”现象，即一些权势家庭的子女被保送名校。有媒体总结道，过去三年松原以省级优秀学生资格保送大学的，竟然全部出自官员家庭，无一人是平民子弟。我们足以看出松原高考乱象何其异化、扭曲，何其积重难返，何其让人感到绝望。

　　松原舞弊的最终真相是什么？是否就此戛然而止，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目前态势看，委实不容乐观。但这一调查难以取信于民，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从无数网民激愤而持续的抗议和质疑足以看出。为了以证视听，为了取信于民，不妨由独立第三方调查松原舞弊事件，或者由当地人大启动监督程序，邀请有关公民参与调查。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