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本是测验考生国文能力和水平的一场普通考试，却被当作高三毕业生公共意识和道德水准的一张“试纸”。昨天的《新京报》刊发社论认为，高考作文采用“时评体”是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体裁与“常识观”的结合，可以引领青年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思考。

　　作为一位曾经参加过高考的老考生，也作为一位考生的家长，我认为，这种不着边际的放大效应，可能是对高考作文命题常识性的谬误判断。

　　即便一位具有独立分析能力的时评人，也很难保证在“圆明园兽首拍卖”和“明星代言”等公共事件及现象上，写出同样的立场和观点。况且，那么多批阅“考卷”的教师们，是不是也能将这些作文的思想、观点、立场统一起来？假如在这方面出台了“统一评分标准”，那么其本身就是对上述立论的自我“推翻”；假如不设定“统一评分标准”，无疑又是对考生评分的不公。

　　同理，高考作文也不应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的磁场，更无法在一次简单作答中，“增强考生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和能力”。如果考生们都在考场上异口同声地批判社会现象。那么，这与当年“张铁生”的白卷式考试又有何区别？要知道，这种文化虚无主义，本身就是对考生多样性选拔制度的最大讽刺。

　　这几年，高考作文命题的边际放大，甚至出现一种倒退，完全是由于舆论对其的过度反应。一方面，它使得出题的教育专家不得不在公共压力下，把题目出得更有“眼球效应”；而另一方面，也使考生们在那些新闻事件上慌不择路。这不仅仅是对高考常识的不尊重，也是对那些涉世不深的考生们的苛求甚至苛责。

　　其实，让高考作文回归到智力和语文的水平测验上，与孩子们愿不愿承担“公民责任”并不矛盾。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并不是所有能评论时事的人，就是对社会贡献最大；也不是那些对这些“虚无文化”、“精英文化”不接纳的孩子们，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胡安东(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