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航模高考加分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高考前夕,此次事件再次掀起公众对高考公正的严重关注。

　　面对舆论的质疑,相关部门对此次事件作了一定的回应。比如,在事件披露的当天,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关于高考体育项目加分政策的情况说明》,并召开了临时新闻发布会。随后,浙江体育局也通过媒体,对体育高考加分情况进行了说明。

　　这些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灰色地带暴露得更加清楚,也使公众的焦虑情绪有所缓解。但是,就回应的针对性而言,这些回应又显得有些模糊、不够鲜明,甚至给人隔靴搔痒之感。比如,对于“航模加分者多来自权势家庭”这个事实,相关部门竟然心不在焉地说:“我们测试的目的不是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而是验证其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至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们的验证范围之内。”面对“公正”问题的拷问,躲避的态度是不妥的,反而会放大公众对公正缺失的忧虑。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始终对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了然于胸,并适时作出解释乃至解决。

　　此次加分事件牵扯的问题虽然不少,如高考加分制度的合理性、加分项目的取舍、加分的审批权限与管理等,但核心的问题还是一个,也即为什么高考加分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很显然,在整个事件中,最具爆炸性的细节就是记者得到的那份加分学生家长的名单,那些非富即贵的身份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记者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概括这份名单——“高考加分俱乐部”,着实令人印象深刻。据称,这样的“ 俱乐部”很具私密性,别说一般孩子,就是富家子弟,若没有一定的关系、路子,也摸不着进“俱乐部”的门儿。正是这种权贵暗箱操纵的垄断性,造成了对社会公正的深层伤害。有人不是质问,为什么种田种菜的能力不能成为高考加分的项目,答案正在这里。

　　事实上,“高考加分俱乐部”不只是个案,而是一类现象。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一小部分权势人群总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并在彼此之间交换这种“先得”的特权,巩固并扩展社会关系网络。在此种特权网络下,一些原本合理的制度设计就会扭曲变形,一些原本开放的竞争机会就会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品。毋庸讳言,在我们社会的角角落落,社会资源分配的“俱乐部化”并不鲜见, 甚至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某种潜规则。

　　毫无疑问,“高考加分俱乐部”现象伤及的是公平正义。在发现类似事件后,我们除了义愤,除了抨击,更要深刻反思,更要及时采取措施,矫正不公,正本清源。 (钟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