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周薇

　　“‘冒名顶替’不是小事，应该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如是表示。

　　顾海兵告诉笔者，目前被报道的“冒名顶替”现象往往发生在几年前，当时互联网并不发达，全国高校学籍信息没有联网，也不透明，冒名、造假很容易。有些人往往在事情发生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发现被“冒名顶替”了。

　　他指出，“冒名顶替”现象的存在，关键是选人制度出了问题。在当今社会，只认文凭成了一些用人单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把有文凭与有能力画上了等号。而在一些家长和考生眼里，拿到文凭便意味着拿到了改变人生的砝码，追求高学历和社会荣誉的心理促使部分人铤而走险。

　　顾海兵强调，高考招生录取程序应保持公开、透明。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缺乏透明和监督，才使许多“冒名顶替”的操作者得以利用手中的公权，进行隐蔽的操作。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蒋国华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媒体报道把出现“冒名顶替”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官员、家长的法律意识淡薄”，但对一些家长和孩子而言，这是一种“风险投资”。“冒名顶替”者在权衡利益和结果后，选择了“能够改变人生”的大学文凭，并抱有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冒名顶替”涉及中学、地方招生办、省教育考试部门、地方公安部门、招生高校等多个单位。倘若其中一环出现问题，整个高考“严格”的制度便形同虚设。

　　他指出，“冒名顶替”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的“行政化”问题。如中学受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校长听教育部门的，老师听校长的。而在一所学校，普通教师和学生没有参与教育决策的权力，且大学普遍没有办学自主权，校内管理由行政机关决策，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的配置被行政力量主导。所以在招生、培养等纯教育事务上，行政力量往往具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教育行政部门、中学、大学、公安部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行政部门，能做通一个环节的工作，很容易就可以做通所有环节的工作。

　　蒋国华认为，要减少“冒名顶替”现象，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在每年高考录取、新生报到入学等环节，要加强提醒和监督，预防“冒名顶替”现象发生；学校应对家长进行警示性教育，对学生开展品德教育；在“冒名顶替”事件发生后，要对家长及起主导作用的人员进行查处，提高违法成本。但他同时也表示，要对被动参与其中的学生“网开一面”。

　　熊丙奇开出的“药方”的则是：首先，中国的用人制度应从“学历标准”转化为“能力标准”，高校可采取“宽进严出”或“严进严出”的方式，建立淘汰机制，培养高质量人才。其次，要加强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他认为目前的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和内部监督，应引进异地监督和上级监督，打破地方力量的官官相护，同时增加招生录取的透明度，公布每所学校的招生进展和录取详情，让每个考生及时获取信息，压缩造假、作弊、实施潜规则的空间。还有，可以通过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模式，改革教育决策机制等手段，让教育摆脱行政力量的制约。最后，要加强问责力度，追究各环节协助“冒名顶替”的人员的责任。

　　他还表示，随着网上录取的实施和“阳光高考”、“阳光招生”的提出，在技术上为公开、透明创造了条件，这将减少冒名、造假的空间。但从“罗彩霞事件”和“武汉林琳事件”来看，即使已经实施了“阳光高考”政策，也很难保证“冒名顶替”不再出现。“技术并未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冒名顶替’的问题最后还需要在制度上解决。”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