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长最怕“飞鸽牌”老师

　　本报记者 张鹏

　　支教的老师来了——紧跟而来的，是家长的质疑。

　　时下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城乡教师交流，旨在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但这项政策付诸实践时，至少在偏远的甘肃会宁，已经遭遇到现实的拷问——一些学生家长反映，大多赴农村支教的城市老师往往“并不安心”教学，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大受影响。家长们说，“最害怕支教的(老师)不好好教，纯粹走过场。”

　　时至今日，农村教育的师资仍然是摆在这个教育大县面前的最大现实困境。和西部大多数农业县类似，在会宁县，由于大多数农村学校办学条件艰苦，不少优秀的农村教师纷纷选择了向县城流动。令那些乡村学校的校长颇为头疼的是，“外面的教师调不来，本校的好教师又留不住”。

　　事实上，城乡学校之间的“师资争夺战”早已没有秘密可言。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县城中学校长透露：县城的高中选拔老师，往往将目标锁定农村老师中的教学优胜者。

　　于是，尽管整个会宁县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代课教师在农村学校仍然显得不可或缺。

　　根据会宁县教育局提供的数字，会宁现有代课教师700多名。这个比例占到会宁教师总数的近1／10。

　　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甘肃会宁，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

　　据资料记载，1957年前后，大量天南海北的“右派”们被下放到会宁，他们中间，不少是从北京、上海来的大学教授。时任会宁县委书记非常重视教育，没有把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送到田间地头，而是请进了学校任教，“当作一笔财富用起来了”。

　　“多元文化在会宁的碰撞，奠定了会宁教育今天的格局。”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说。他将这一时期视作是会宁教育的“第一个春天”。

　　这段历史在会宁官方的文献中被浓墨重彩地记述并高度评价。除此之外，它还保留在当事人的脑海里，作为一种私人记忆存在。

　　“没有右派老师，我连学都上不了。”回忆起自己的求学时光，会宁县第四中学副校长张发仓动情地提高了音量。

　　1977年，张发仓初中刚刚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他只能“回家劳动”，原因很简单，他“家庭成分不好”。恰好，负责招生的老师四川人何四祥看到张发仓的数学卷子，击节叫好，并放出话去：“这个娃娃，我一定要。”

　　张发仓和“右派老师”的缘分一直持续到他参加工作。1981年，师专毕业的张发仓被分配到会宁一中任教。遇到的教研组长林四海老师同样是一个“下放右派”。他至今记得：他的这位教研组长，只有一米五的小个头，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一没课就去听年轻老师的课”，然后耐心地指出年轻老师需要加以改正的地方。

　　“这些(右派)老师的人格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张说。此时乃至更早的一段时期，他所任教的会宁一中拥有教师不足百人，教师却来自全国20多个省份。

　　这次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不少会宁籍学生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大规模的“教育移民”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让会宁教育找到了自信。恢复高考制度的30年间，这个人口数量仅5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输送大中专学生4.5万人，创造了令人称赞的教育奇迹，被誉为“高考状元县”。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副省长郝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人口的承载力来算，甘肃的人口要比现在少850万人才是相对合理的，即甘肃应该是1500万人口左右，但现在甘肃拥有人口2620万，需要大量的人口输出，才能使得甘肃的生态环境较好。这样的大量移民显然不现实，不过可以通过教育移民来实现……教育移民，既可解决生态问题，又可解决生存发展问题，还可解决脱贫致富的问题。”

　　无疑，会宁的教育实践，暗合了这个思路，论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但现实的复杂恰在于，为会宁教育注入动力的这种优势同样慢慢在消失，维系阶层流动的高考制度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正如有识之士所论，“实现均衡教育，关键是师资。”现实的难题是，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到农村任教呢？

　　会师中学校长吴泰祥认为，在目前城乡经济差异明显的情况下，要扭转农村教师千方百计进城的局面，留住优秀人才，“绝对不可能”。他建议，关键是对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进行倾斜。

　　这位校长注意到，近年来，会宁教育师资“近亲繁殖”现象愈发明显——不少会宁籍的大学生毕业后，再返回到他昔日求学的中学任教。

　　“气度决定格局，视野决定未来。”吴泰祥坦言自己的忧虑。这位48岁的中学校长，曾萌生选派青年教师赴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想法，但苦于没有经费支持，只好作罢。

　　回顾会宁教育发展史，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李钧认为，“正是中等师范生撑起了会宁教育的一片蓝天”。在他看来，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的学生，恰是农村教育最需要的老师，能唱、能跳、能弹，“音体美综合素质非常高”。

　　经过长期思考，这位先后从事过教学、教育管理的官员建议国家应该考虑恢复中等师范教育，为农村培养输送留得住的老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师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