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三幼回归“国办园” 标志着16年“体改”落幕

　　崇文区第三幼儿园坚持了16年的体制改革，在7月1日之前画上了句号。

　　1993 年，崇文三幼成为全北京第一家进行体制改革的幼儿园，从此教育系统多了一个“体改园”的特殊称谓。16年后，这家有着50年历史的市级示范园重新回归“国办园”的身份，却标志着北京学前教育一段历史的结束。市教委此前发布的文件中提到，北京所有“体改园”，都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转制工作。

　　16年的体改之路，伴随的是幼儿园收费模式的演进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争议和讨论。体改一朝结束，却没能同时终结这些喧嚣。幼儿园的钱到底该怎么收？为什么这样收？

　　无独有偶，6月30日，根据一份调研报告得到的数据，目前北京全市注册登记的各类合法幼儿园共1266所，此外还有1298所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合法幼儿园只能满足一半入园要求。调研发现，目前北京市学前教育存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发展不均衡等现象。2008年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仅占教育附加费的3.1%，且只有145所国办园可以享受财政投入。

　　月费收了16年

　　政府省了半个亿

　　试水

　　月费收了16年

　　政府省了半个亿

　　16年前，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率先倡导发起了体制改革，如今，还是这位老园长，亲自宣告了改革的结束。

　　“ 国办园”由教育部门直接管理，经费本应全部来自政府拨款；但在当时，“国办园”的日子并不好过，幼儿园教师的人均工资水平只有每月300多元钱，在社会上仅仅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为了能够维持幼儿园的日常开销，向家长们收取“赞助费”成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对这笔费用的争议也由此不绝于耳。

　　“ 体改园”的目标之一，是使幼儿园成为经济上真正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这意味着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办园”将不再享受任何政府拨款，所有的费用都要由家长们缴纳学费来支撑。考虑到“国办园”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范佩芬定下了“以收抵支”的经营思路，她对幼儿园进行成本核算，并且没有效仿其他“国办园”收取“赞助费”的形式，改为由家长按月支付费用。

　　最初，家长缴纳的费用仅为每月400至500元；16年后，这笔费用逐渐攀升至每月880元。“ 这么多年，园里的维修改造、设备添置，全都是靠家长缴纳的月费支付的。”范佩芬说，幼儿园每年的经费支出从300万元上涨到450万元，照此计算，仅仅这一家幼儿园，体改16年来就替政府省下了5600多万元。

　　收费价格偏低 “体改园”陷进夹板

　　绝境

　　收费价格偏低 “体改园”陷进夹板

　　直到2001年，市教委才出台了《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办法》，使得“体改园”的收费政策有据可依。根据这份文件，“体改园”逐步实行按成本收费、明码标价，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家长公开。当时，有一百多家“国办园”和单位幼儿园转型成为“体改园”试点。那份文件中甚至提到，试点成功后，将在全市的国办和民办幼儿园推行。

　　颇为微妙的是，恰好是在2001年前后，没有转型的“国办园”日子越来越好过，而“体改园”原本在收费上占据的经济优势，却渐渐变成了弱势。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政府部门逐渐加大了对“国办园”的教育经费投入。根据统计资料，那个时期全国幼儿教育经费投入曾保持每年31% 的增长速度。

　　但与此同时，家长们向“国办园”缴纳的费用也在水涨船高。

　　2001年，市教委曾明令“取消幼儿园赞助费”；但与此同时，另一项名为“捐资助学款”的费用，又出现在“国办园”的账单上。当年有消息称，北京有幼儿园的“捐资助学款”达到了3万元的高位，“上幼儿园比大学贵”的说法，那时便已出现。

　　政府拨款与个人缴费的双重增长，“体改园”却都没能沾边儿。由于价格主管部门对“体改园”的收费标准进行了限定，使得这些幼儿园的经济实力无形中被冻结。一位“体改园”的园长回忆说，当“国办园”的电脑都“奔腾”了，“体改园”的电脑却还是386的水平，落后了至少两代。

　　“每年的生源就这么多，外面的物价在飞涨，你不让我涨价，我怎么去进行设施维修和设备改造？”这位园长有些激动地说，那时候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活在两个夹板中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体改园”全部回归“国办园”，主管部门的文件固然有其行政效力，但更实际的作用是在形势变化下来了个顺水推舟。

　　“捐资助学” 家长集体搞公益？

　　重生

　　“捐资助学” 家长集体搞公益？

　　第一次接触“捐资助学款”，奔奔的爸爸还以为自己是搞公益事业呢。

　　儿子的幼儿园从“体改园”改为“国办园”，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上课方式也没什么变化，惟独收费方式变得莫名其妙了。此前园长曾经给家长们开了个座谈会，通报体改结束后的精神。奔奔爸爸记得，那次会上园长先侃了40多分钟的教育方针，然后才提及收费的事情。

　　“体改园”那会儿，奔奔爸爸每个月向幼儿园缴纳1200元“月费”，其中包括300元伙食费；园长告诉家长们，恢复成“国办园”了，按照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今后每个月缴纳530元，其中150元属于明码标价，80元属于托补费，另外300元仍是伙食费。

　　缴费少了一多半，按理说该是个好事儿，但是接下来，老师们发给每位家长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一行字：“我自愿捐赠元”，空白的地方等着家长们自己填空呢。园长还给了家长们一个参考数字，“每年捐个8000至10000元就差不多了。”奔奔爸爸掐指一算：“这不是把每个月的‘月费’凑一块儿又交回去了吗？”

　　“收钱就收钱呗，为什么打着‘捐赠’的名义呢？还非要说是什么‘自愿’的！”有家长拎着这张纸条很不满。不过后来家长们一交流，发现最不靠谱的还在后头呢：“捐资助学款”没有所谓明码标价，不像“体改园”的“月费”还有个限制，想往上涨就能涨。这么多年奔奔爸爸头回对幼儿园起了疑心：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幼儿园搞的黑幕啊？”

　　该收的钱为什么

　　不能名正言顺地收

　　困惑

　　该收的钱为什么

　　不能名正言顺地收

　　家长们对“捐资助学款”有意见，幼儿园的园长们其实也烦着呢。

　　“ 从当年收‘赞助费’到现在搞‘捐资助学款’，我一直认为这是个烦人的玩意儿！”一位拒绝透露身份的幼儿园园长说，每次到区里开会，园长们坐在一起谈起这事儿，意见也都大着呢，“幼儿园又不属于义务教育，该收的钱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地收？非要弄出个‘捐赠’的说法，糊弄谁呢？”

　　最令这位园长感到委屈的是，“捐资助学款”其实没有一分钱是幼儿园收的。

　　她解释说，幼儿园向家长们提供的仅仅是一张进账单，上面列出了“捐资助学款”的建议数额，随后家长们要到银行将这笔款项直接划账到指定的账号上，进入政府部门的财政当中，随后再将捐赠发票拿回幼儿园复印备案。教育主管部门要根据经费申请，将款项中的一部分下拨过来，幼儿园才能使用这笔经费。

　　“捐资助学款”的依据是《教育法》第60条：“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市教委学前处曾多次声明，捐资助学属于家长自觉行为，不能和孩子入学入托挂钩。但是园长很无奈：“如果家长不交钱，我们怎么能让他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呢？”

　　质询

　　收费标准

　　为何12年雷打不动

　　在幼儿园有据可查的收费项目中，除了相关报销费用和伙食费外，只有一项“日托保育费”是明码标价的。不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一费用的价格标准竟然是市物价局、财政局和教委于1997年制定的，距今已有12年。12年来各类物价一直在不断上涨，惟独这笔钱却是雷打不动。

　　曾经有“国办园”园长向价格主管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如果这一价格发生波动，会对物价造成很大影响。”这位园长不能理解：“为什么私立幼儿园就有定价权，而且收费价格可以随着市场变化而自由调整？”

　　崇文三幼园长范佩芬一直认为，在体改过程中形成的取消一次性“赞助费”或捐资助学款，改为按月收取月费的形式，是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于这种按月收费的方式，范佩芬的经验是，“教育开销化整为零，家长可以很好地掌控日常的家庭收支。”另一方面，这样给了家长很大的自由度，“出国、换工作或者搬家了，随时都可以转园，不用被一笔赞助费拴在这儿了，这也是对家长的尊重。”

　　事实上，去年就有消息传出，教育部将在去年年底前出台幼儿园收费标准，但这事儿至今仍没有下文。前不久本报报道，北京明年拟实施12年义务教育，但是将高中还是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当前还没有定论。“当然是应该考虑幼儿园了！”听到这个消息，范佩芬很是兴奋，“高中并不是教育的惟一途径，但学前教育却是为每个人打下人生基础，肯定更加重要。”这位老园长有一句口头禅：

　　“我们是干教育的，应该多花些精力去研究教育，不要老去想钱的问题。” 本报记者 周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