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曾有很多优秀的学生进入职校学习，现在他们自己的孩子初中毕业，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孩子选择职校，原因何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这是一个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命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上海教育科学院职业教育所所长马树超日前这样认为，近年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基础是不牢固的，比如中职学校年招生达到了800万人，与普通高中年招生规模相当，但谁也不敢保证今后定会稳中有升。

　　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与提高质量互为前提。马树超指出，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归根结底关乎社会对各类教育培养质量及其今后发展空间的综合认可度。如果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服务一线的劳动者，在就业环境、劳动强度、学费、发展空间方面统统不具有与白领岗位的比较优势，那么职业教育就不会有吸引力。

　　缺乏吸引力的根由

　　在众多城镇，就读职业学校是绝大多数考不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的无奈选择。

　　连年扩招之后职业学校的生均办学条件明显稀释，教学质量很难保证。比如，按教学计划第一年打基础、第二年学技能、第三年实训，但许多学校的实训是“放羊式”的，学生与企业签了一年的实训合同，可才过半年就找不到人影了。这种状况往往使职业教育仅存的吸引力跌到谷底。

　　作为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咨询专家，陈宇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能不能使职业教育跋涉出困局，感觉信心不足，因为整个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协作的积极性不高。很多校长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学校能升格：中职中专升格为高职高专，高职高专升格为本科……诸如此类，没有几个校长希望学校成为某个行业所需人才的培养基地。

　　“新中国走过了两个30年，第三个30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在能不能形成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如果在人力资源政策上没有这个导向，那么中国的职业教育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吸引力。”陈宇说，因为中国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孩子，而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在美国，当个教授年薪有8万～10万美元；要想挣得更多，就到三大汽车公司当装配工，年薪可达到15万美元。“那个社会已经是体制和利益的结合体了。中国职业教育不景气确实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但本质上就是一线技术工人的待遇极低。”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仅体现在收入的不断提高上，还要体现在职业的稳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蒋乃平认为，中国有两类人的职业相对稳定，即依靠财政拨款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他们只要奉公守法，职业就会稳定。现在筹划职业教育的恰恰是这两类人，从收入稳定人群的角度去思考收入不稳定人群的就业需要，需要换位思考。否则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就无从谈起。

　　“我参加过一次都是40多岁的中职毕业生的聚会，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很多优秀的学生进入职校学习。现在他们的孩子初中毕业时，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孩子选择职校，因为他们自己在一次次的转岗乃至下岗中体会到，职业教育的岗位和收入水平都是不稳定的。”蒋乃平说起这个经历有些伤感。联想到近几年职校毕业生的专业对口率不足30%，主要表现在生产一线一旦下了岗再就业会很难，他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应该不仅要为学生的首次就业服务，而且还要为他们的转岗再就业服务。

　　应该对谁有吸引力

　　“北京技工学校每年有8000个招生名额却年年招不满，因为它不面向全国农村招生，也不面向城市的农民工的孩子招生。”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希望工程发起人之一徐永光说，北京的职业教育招生市场有这个壁垒，出现生源危机是必然的。一些招不满学生的职业学校宁可让部分教职员工回家休息拿工资，也不把学校闲置的公共资源对农民工的孩子开放。“我们基金会经常跟农民工的孩子接触，他们中有许多是很优秀的，如果接受了职业教育，绝对会成为社会上优秀的劳动者。我们的办学思路不扩展到这个群体，那么关起门来探讨为职业教育找回吸引力就毫无价值。”

　　还有一个问题，缺少吸引力的到底是公办职校，还是民办职校？徐永光在四川的一个朋友几年前受委托接下了几所不景气的公办职校，如今办得红红火火，每年招进5000多人。徐永光说，一些公办职校的资源在浪费，他的朋友却把接下的公办职校办成了教育、实训、派遣一条龙，即按市场需要选择培训的专业，再加上派遣，向人力资源培训系列靠拢。他的朋友解释说：“现在的劳动法使一些企业特别害怕受劳动合同的制约——要用人就得签合同，不签就违法。于是我派遣的毕业生就跟学校的一个人力资源公司签合同，也就是先派给公司，再由公司向企业推荐。这样做的结果既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也使民办职校的招生形势一派大好。”

　　为什么公共职业教育资源会存在严重浪费？徐永光认为这与公共投入的安排是否公平、合理有关。比如，对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论他户口在哪里，接收的职业学校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公办还是民办，国家的补贴都应该一视同仁。为此，他建议可以作一些政策上的设计，如果农村的孩子在北京上公办职校，这个补贴可以通过教育券的形式，让学生把当地的经费能带过来。他希望这个内容能在这次教育规划纲要的职业教育改革部分体现出来。

　　国家应该投入家政服务专业，是徐永光提出的关于职业教育改革的另一条建议。他说，家政服务这个职业的市场需求与供给之比是3:1，其中“1”的90%还是未经过任何培训的。家政服务人才没有职业学校培养，国家也没有政策引导。而这一块在不少国家都是政府出钱支持的，因此为满足市场对家政服务的需求，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有引导性的投入，这比职业教育的其他改革要容易得多。

　　增强吸引力如何发力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王文槿认为，非常有必要把县级职业学校办好，探索提高吸引力的有效途径，因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最大空间在农村。

　　职业教育历来在中国整个教育中最为薄弱，长期被戏称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加上连年大扩招导致质量下滑，还屡屡受到“质量让位于速度”的质疑。在这个背景下，一批职校脱颖而出引人瞩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室主任张丽宾，在实际调研中了解到不少职校富有吸引力的案例，比如淘宝网络学校在校学生通过系统淘宝的创业教育，在学校纷纷挣到了第一桶金。有个发明太阳能节能装置的人，发现这个行业需要的人才根本招不到，于是自己办起了职业学校。还有北大青鸟的职业教育，办得一直很火，收益自然不菲。

　　“最根本的问题是吸引企业，职业教育为企业培养出对路的人才，毕业生就有了好的就业，职校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就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说。

　　“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真是因校而异。”北京师范大学教师王丽感叹道。她的儿子有艺术天分，却极不适应应试教育，在2006年高考失利、没有可能上本科的情况下，选择了中国工艺美院职业技术学院的首饰设计专业。两年后，她的儿子由校方选送参加了迪拜国际珠宝大赛，获得了全球十大入围资格奖。

　　王丽认为，职业教育的目标不是让人人成为精英，而是让人人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前提是让他认识自己。因此职业教育是职校的事，也是所有学校的事。美国就把职业教育纳入了公民教育范畴，比如小学时就有老师带着到许多场所参观各行业的工作情况，中学时老师还要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各行业的特点，感受种种职业的魅力。“遗憾的是，这一块在我们的中小学课程大纲中完全缺失。事实上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是需要有普通教育来铺垫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都有着非常成熟和丰富的经验。”

　　需要系统保障

　　“现在国际上对职业教育的称谓是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美国的叫法是劳动力开发与教育。”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和震说，这些与时俱进的名称表明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立场，相关的很多问题才可以协调起来。站在这个立场看，人力资源是一个纵向的体系，从开发到使用，从管理到保障，是每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系列。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有关的行政部门应该管什么。我觉得在职业教育办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能力标准制订以外，还有很多的保障性工作可做，比如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以及行业准入标准等，职业保障系统是技术工人从职业学校毕业以后的保障，事关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非常基础的问题，政府和社会能保障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才会增强。”

　　“只要探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就会有许多体制性障碍问题浮出水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邢晖认为，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如果说管理体制是关键，那么办学体制就是根本。在政府办学模式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如何使办学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借鉴国外的政府和行业混合办学的模式，吸收行业、企业这样的办学主体，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此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招生制度、助学制度，都应该是这个保障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说到北京地区技工学校近年的生源危机，本刊记者不由想到天津职业教育这个“特例”。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提出把拥有300万在校生的技工学校揽到麾下管理。当时天津的财政很不宽裕，政府决定全市的技校暂时留在各自归口的行业办。此后从90年代末期至今，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多次出现的技工荒，基本上没有波及天津，这与天津当年坚持行业办职教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天津的职业教育一直统筹从中西部数省农村招生，对于职校毕业生，行业可以根据各自的用工需求安排录用。教育部门与行业协作办职教这种体制上的保障，增强了天津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谱写了一代技术工人为天津经济添活力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