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高考的消息，引发舆论对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高度关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目前所谓的打破“一考定终身”，由于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尚未从根本上转变，并不会对基础教育的应试局面真正产生触动。而新高考采取的“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综合评价”三位一体录取依据，也不过是对过去高考科目的重新组合而已，或者拆分、或者前移。

　　所有的问题都指向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高考成绩、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评价才能在录取中真正发挥作用，使高考与新课改相衔接，并对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形成强有力的引导。

　　自主招生制度面临两大质疑

　　近年来，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高校自主招生有所发展。但对于这项制度，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两大质疑。

　　其一，高校的自主招生公信力如何保障？

　　根据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我国高校拥有包括自主招生权在内的7项自主权。但高校的自主招生，从2003年才进入公众视野，当年有22所高校尝试拿出5%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招生。也就是从那时起，此前呼吁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舆论，转而质疑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

　　为何会如此？是自主招生本身有问题吗？非也！原因在于，虽然高校已尝试自主招生，但高校自身相应的改革并没有跟上来——对应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必须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也就是说，如果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自主权)，在校内却没有学术管理的环境，由行政力量主导教育资源与学术资源配置，受教育者不能参与学校决策与办学监督，那么，自主权就有被滥用的危险。而事实也验证了公众的担忧：自主招生的高校，并没有按规定充分公布考生的信息，接受公众监督，以至于大家总怀疑这背后有“权分”、“钱分”交易。更令人无奈的是，不能自证清白的高校根本就不理会质疑，依然故我。

　　其二，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会否降低？

　　集中录取制度被公认的“优势”之一，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极高，在短短一个月中，可以完成全国1900所高校600万新生的录取。

　　反对打破集中录取制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自主招生，由学生来选择高校，必然出现有的高校在一次录取中招不满学生，这就要多次招生，扩大招生周期，提高招生成本，而且还有可能多次招生之后依旧招不满学生。

　　确实，依照美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经验，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就连耶鲁大学这样的一流名校，新生报到率也不到70%。如果我国推行自主招生，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也会出现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却只有六七十人来报到的情况。那些办学质量一般的学校，情况可能就更加不妙。从资源充分配置角度，这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从高等教育的竞争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低正是大学竞争的动力。假使一所学校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来报到的只有10人，这所学校将面临严重的生存压力，由此必然重视自己的办学质量。这正是现代教育制度中，重视学校自主招生权的重要原因：通过受教育者以脚投票，形成高等教育的竞争机制，高考不单是学校选学生，更是学生选学校。我国的高考集中录取制度，把学校分在不同批次，每个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这在增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率的同时，限制了考生的选择，也就降低了学校的竞争。其结果是，学校没有生存压力，不太重视教学质量，受到损失的，依旧是受教育者。这几年，人才培养质量低、大学生对学校教育不满，与此有密切关系。

　　完善自主招生必须推进高校改革

　　依旧保持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就只能使所有高考改革，都在集中录取的框架下“加加减减”，换汤不换药地折腾考生。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真希望推行改变“一考定终身”的新高考，就必须打破高考集中录取制度，建立健康、公正的自主招生制度。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又必须彻底改革高等教育制度。这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教育发展面前的重要课题。

　　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恢复高校的自治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首先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改变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确定国立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目标。从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开始，通过建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实行校长遴选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使部属高校成为首先落实自主权、自主办学的高等学校。

　　其次，实行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仍可以改革按党政干部选拔方式产生大学校长的传统模式，倡导教育家办学。应该强化遴选程序，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部门官员、社会贤达、知名校友、学校教授等共同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制定校长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征选，确定人选后由理事会或报教育部任命。这一过程必须有更大程度的社会参与，不能由政府主管部门闭门操办。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校长任命的随意性，增强校长的民意基础和权威性，使校长办学更关注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

　　第三，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应当实行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符合自身属性的特定的组织管理。其核心是改变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行以学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本位的管理。在高校的日常管理中，要发挥学术机构的管理与决策作用。要转变过去学校通过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等行政会议，进行所有决策的做法，改为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负责行政事务决策、执行教授会做出的学术决策，教授会负责学校学术事务决策。只有让教授在学术事务决策(包括学科发展、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师聘任与发展、学生培养与学位授予等)中发挥作用，才会使学校的管理尊重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淡化行政因素对教育与学术的影响。

　　其他还包括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以及改变高校治理结构，成立学校理事会，对学校战略发展进行决策等。

　　简单地说，假使高校能在落实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改革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大学理事会，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实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权，强调学术本位管理，那么，自主招生的公信力自然会确立。因为在学术民主管理中，行政的权力十分有限，办学信息必须对教师、学生和公众公开，招生等事务完全透明。

　　同样，离开集中录取制度保护的高校，面对受教育者的选择，必然会重视人才培养，会以高的人才培养质量来参与自主招生竞争。至于资源配置率问题，不但可以通过从一次集中录取变为多次录取加以解决，而且，其本身也将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改革障碍”变为“办学动力”；而对应于多次录取，人才的培养也必然要求从学年制转为完全学分制，扩大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高考的成功，正取决于高校改革是否配套推进：能否淡化行政色彩，恢复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能否打破垄断，增强竞争。我们也可以说，新高考在“倒逼”高校改革。而高校能否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