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时下，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有简单化和功利化的趋向——大学看重对城市的“现时”贡献，而城市也日益追求大学对城市的“当期”回报。这不利于大学及城市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大学的投资回报，要着眼长远，才有利于学校正确的办学定位，也才能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高考的临近，各高校陆续公布了今年的招生计划，其中当地的招生数量变化备受关注。有媒体称，上海等地的重点高校都陆续减少当地招生名额，高校“去本地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从表面的数据真的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么？

　　——第一印象——

　　复旦大学发布的2009年本科招生方案显示，该校53个专业(或学科类)共在全国招收3000名本科生，比去年减少100人；其中上海的招生名额为1000余人，比去年减少了200人左右，因此外地生源相对有所增加。

　　上海交大今年在上海招生1400余人，也比上年减少了100多人。这两所上海部属高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中，本地生源比例均已下降到了34%左右。

　　武汉大学今年在湖北省的招生计划为2305人，计划在全国招生7800人，而去年的招生人数为2500人，总招生人数为7600人。

　　——数字背后——

　　当地考生数量下降是主要原因

　　这是否意味着高校“去本地化”进程有实质进展？一些学校的招生办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此。清华大学招生办表示，在北京地区招生人数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今年在该地区自主招生的人数比较多，而且北京的考生还少了1.7万。武汉大学及华中科技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则说，每年的招生比例和数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本地生源没有减少的趋势。

　　“这一变化的最直接原因是当地报考人数的下降”，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有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上海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8.3万名，与去年相比，降幅为20%左右。报考人数减少幅度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出生人口减少。

　　本地生源比例逐步微调

　　从去年开始，教育部就针对一些重点大学在本地的招生比例高达50%以上，个别高校甚至达到70%的情况，明确要求，部属高校要争取逐步将本地生源控制在30%以内。但是，当年就作出积极响应的高校并不多。从《人民日报》的报道看，一些原来在当地招生比例超过30%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数虽有下降，但仍然高过30%，比如浙江大学去年本地生源比例为50%，今年下降到48%。

　　——症结所在——

　　高校依赖当地政府投资

　　熊丙奇分析道，重点大学在当地大量招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重点大学获得了当地政府不小的投资，因而高校相应扩大在当地的招生规模。从1999年启动985工程以来，不少部属重点高校都成为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大学，获得当地政府不菲、即与教育部重点投资1∶1配套的办学资金。

　　而当地学生及家长则把这种投资简单化成占用了本省资源：“这些学校占了我们的地，使用我们的资源，照顾一下本地学生也无可厚非，再说每个地方都这样，不是也很公平嘛。”事实上，这样的后果是教育资源稀缺的省份就明显处于劣势，如北京地区的211高校有23所，上海有9所211院校，许多西部地区仅有一两所。

　　重点大学要满足当地需求

　　其次，熊丙奇认为，重点大学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因而也要考虑满足当地考生的报考需求。比如，浙江地区只有浙江大学一所985高校和211高校，浙江本地考生除了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少数“外地高校”之外，大多选择浙大，这使浙大的本地招生比例最高时接近70%。

　　已经参加工作的小陈当年被调剂到她所在省的湖南大学，记者采访中发现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报考北京、上海等地的重点院校但没有考上的学生一般都会把本省的重点院校作为退路。“像山东、湖南、湖北这样的省份为了保证生源，肯定会多招收本省的学生，而且本地学生毕业以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几率也大很多”，小陈这样解释这种现象。

　　——破解之道——

　　地方政府与大学关系去功利化

　　“现在在当地考生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缩减其招生名额，实际其录取率并没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把名额让给外地学生，是高校‘去本地化’的一个重要契机”，熊丙奇说。

　　但是一旦生源增加怎么办？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不能单纯靠这个机会来推进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进程”，熊丙奇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从教育资源供给入手打破教育发展不均衡。

　　“首先，地方政府应建立与大学的新型关系”，熊丙奇说，时下，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有简单化和功利化的趋向——大学看重对城市的“现时”贡献，而城市也日益追求大学对城市的“当期”回报。“这不利于大学及城市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大学的投资回报，要着眼长远，才有利于学校正确的办学定位，也才能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熊炳奇说。

　　而学校也应拓宽经费渠道，如果学校把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寄托在政府身上，必然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或办学严重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大学更应用开放的精神来办学。他指出，如果一所学校中70%的生源来自本地，这样的学校就是地方学校，“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是来自世界各国攻读学位的留学生占所有学生的比例”，熊丙奇说。

　　在他看来，小陈所表述的“重点院校为了培养当地人才而增加当地招生名额”的观点恰恰反映出办学者的观念还停留在人力资源是不流动的传统的狭隘观念上，并在这种观念下形成封闭的地方主义办学观念。

　　指标互换与多元录取

　　此外，还应倡导教育公平观念，政府部门与学校应积极构思，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方式，如不同地方重点学校的招生指标的互换，这并没有减少当地考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却改变了学校的生源结构；推进依据多元评价体系进行录取的自主招生，在多元录取中，把考生的地域、家庭因素也作为评价指标，要求高校在录取中，给予来自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地区多元分”和“家庭多元分”。这就给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更多的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

　　与此同时他认为，对于重点大学去当地化，还需要有一个日程表，以促进教育管理部门推进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在解决具体的难题中，加快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机制。

　　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却认为，共建下的高校没有自主权，包括招生名额分配等，因而不能只要求学校拿出举措，“教育公平的源头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优质教育，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公平竞争，而这要以城乡、区域差距缩小为前提”。(操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