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开学典礼上，10位由毕业生选出的“我心中的好导师”，在4000名新生的目光中逐一亮相领奖。2005年至今，复旦大学两年一届的网上推选好导师活动，让学生的口碑，化为老师手中实实在在的金杯。学校还专门对学生评选出的良师逐一访谈，集结成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在许多当选老师的心中，这一来自学子的荣誉是一份“大礼”，更是一次沉甸甸的激励。

　　“叫我王老师，不要叫我王院士”

　　【学生讲述】

　　曾昊(物理系学生)：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迅教授的情形。那时刚进入复旦物理系，王先生专门为我们新生准备了一场报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只见一位态度可亲的老人站起身来向大家点了点头，并不坐下接着就侃侃而谈。“他就是王迅院士。”不知当时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没逃过王先生的耳朵，他微微侧脸笑道：“叫我王老师，不要叫我王院士，我和同学们是平等的。”顿时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先生对各种学生学术活动非常支持。他常说：“一个大学，一个院系，如果仅是将院士作为摆设，却不与学生交流，那无疑是可悲的。我是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职责所在。”

　　曾有位学长写论文马马虎虎，没怎么修改就上交了事。没想到两天后王先生请他到办公室，把那篇论文交还给他，没有直接要求返工，甚至没有批评，只轻轻说了一句话，“良工不示人以朴”。翻开论文，只见那上面密密麻麻满是先生的笔迹，不但逐字逐句修改，连行文不规范的地方都一一注释标出。学长既感动又惭愧，眼泪都快下来了。那次的经历让他在此后的科研中更加严谨踏实。

　　【导师心语】

　　王迅(物理系教授)：上课时，教室里应该有笑声，教师应该让学生喜欢上物理，一起享受“快乐物理”！

　　我视学生为我学术生命的继续。在教学指导中，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往往教师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会改变一个学生的一生。因此，我严格地从每一个细节要求我的学生，但这种严要求必须建立在对他们的爱的基础上。我将他们视同自己的子女，一切为他们的前途着想。

　　“被拖堂”，老师乐在其中

　　【学生讲述】

　　潜旭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生)：倪世雄教授是我们院里有名的“被拖堂老师”。为啥这么说？他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上得很精彩，导致下课后还被学生堵在讲台上继续交流。倪老师乐在其中，对每一个问题都耐心解答，就这样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他被学生拖堂个把小时成了常事。

　　上大课如此，他给我们博士生上专业课同样尽心。去年秋天，倪老师得了重感冒，可他还是坚持给我们上专业课，伴着一阵阵咳嗽，喉咙哑得只能压低声音说话。那一天我们听得格外认真，讨论得格外投入。不知不觉间就上到了12：10，倪老师又被我们拖堂了。

　　【导师心语】

　　倪世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要当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最重要的是你心目中要始终有学生。我还做得不够，今后还须努力。

　　几年前，由校研究生院组织了一次关于校风学风的讨论会，会上主持人忽然问我，知不知道F4？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那是校园偶像剧里的专有名词，不过愣了一下之后，我记得是这样回答的：“F4我不知道，但一定有F5———far-sightedness(远见卓识)、forwardness(勇往直前)、 fortitude(坚忍不拔)、 friendship(团结友爱)、 first-class(争创一流)。”希望尽我所能，将踏实、刻苦、勤奋、严谨的学风传递给学生。

　　病榻上改作业，一次不拉

　　【学生讲述】

　　张晓雪(外文学院学生)：第一次见到何刚强老师，心里不禁打了个咯噔，这是何老师吗？怎么与网上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眼前的何老师身形瘦削，双颊深陷。后来才知道老师身体不好，前不久动了手术。可是，何老师讲话掷地有声，尤其在课堂上，似乎调动了全身力量。

　　我先后听过何老师上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课，每一层次的课程他都精心设计，别具特色。我读博士时，何老师还抓紧利用午饭时间与我们交流。他常说， “一起吃饭聊聊天，说不定就会有火花迸发出来。”有时，我打电话到他家里请教问题，他专心于为我解疑释惑，家里煎的中药都烧焦了。

　　何老师长年受病痛折磨，但他很乐观，“只要它(病痛)来，我就跟它斗”。那次，他旧病复发，仍然坚守讲台。当被告知必须手术时，他托一位老师给我们捎来了一封在病榻上写的信，再三表达了自己的不安和无奈，并嘱咐我们好好学习。虽然住院了，何老师还在病中为我们批改作业，一次也没拉下。我们去医院探望他，他还拿出批改好的作业，抓紧时间给我们指导。

　　【导师心语】

　　何刚强(外文学院教授)：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常令我振奋，催我奋进。我收学生看重人品，做学问实际就是做人。为人品行不理想，学问肯定做不好。做研究工作要有理想主义。时下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导师更应该在“做人”方面正确引导学生。本报记者 彭德倩 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