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诠释大学精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应当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进入其中，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并由此激发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终生的精神家园。”新任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在踏上新岗位六周之后，近日第一次在全校大会上阐述了他对大学的期望。他说，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一所有精神追求的大学，比多一篇SCI文章、甚至比《自然》和《科学》文章更加重要。

　　杨玉良教授面对学校党政干部所作的讲话，意外地引起了在校大学生们的极大关注。学生们把他的讲话贴到各大网站BBS上，也表达着自己对大学精神的向往。

　　大学精神在于“名师轶事”的传诵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几年间，我走了很多学校。我感觉大学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些荒唐事情就会随之出来。”杨玉良教授称，他非常认同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离任时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

　　由学生传诵的名师“传奇故事”，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史”，“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

　　在杨玉良教授看来，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的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极其重要。叙事者在传播老师故事时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校园故事的传诵，实际上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

　　大学不需要“才子+流氓”

　　杨玉良教授认为，大学天生就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优秀的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因为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

　　杨玉良坦诚地说，正因为人们都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传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确实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说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地向我指出。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大学要警惕“学术科举制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而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研究时是否真的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杨玉良眼中的大学教授，应该坚守学术本位。

　　他认为，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虽然一方面可以推动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并且成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

　　杨玉良教授举了个例子。曾经有一位院士说，我们现在采用的似乎都是“大寨式”的评工分方式——发一篇文章得多少分，等等，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杨玉良说：“我并不完全否认定量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其中赋予了多少它本身不应该有的内容。如果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而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从长远来看，就更糟糕了，这将变成一种‘学术科举制度’，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杨玉良教授认为，只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大学不能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

　　讲话中，杨玉良教授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其实，‘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本报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