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出，普通话和方言，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完全可以互补共赢。方言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的一个源泉，普通话应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吸收群众方言口语中随时产生的生动词语。方言和通用语共存交替使用，是很自然、容易的事情。压制任何一方，都会出现语言生活的不稳定与不和谐。语言和方言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体现，浓缩着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状态。我们要珍爱、保护和开发人类的语言和方言。

　　沪上某外资企业的部门主管徐女士，最近成了周立波“海派清口”的“超级粉丝”。“去年底就听说了这个滑稽演员的大名，公司里不少‘小年轻’都去听他的专场演出。”徐女士带儿子去了趟美琪大戏院，整场“清口”听完，她直呼过瘾。

　　然而，和持续加演仍一票难求、百分百上座率的火爆现场相比，徐女士儿子的表现，却多少让她有些不愉快。台上，周立波用地道的沪语方言讲述30年的社会变迁，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可身边的儿子却说：“学校里都不说上海话的，台上的表演，我就能听懂个大概吧。”

　　徐女士猛然意识到，不仅儿子在学校里要按规定说普通话，自己在家里也要每天配合语文老师用普通话和儿子交流；不仅如此，由于公司里“新上海人”很多，自己似乎也有很长时间没怎么说过上海话了……

　　“阿拉上海人”———就像这样一句曾经是最简单的沪语方言，你有多久没说了呢？

　　沪语正被逐步边缘化

　　阿顺是本市某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学生，他向记者描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在家里和祖辈交流时，阿顺基本都说上海话，但他的上海话比起祖父、祖母来，有明显差别。“他们使用的一些词汇和惯用语，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我在表达时，肯定不会这样说。”相比于祖辈，他的沪语方言和父辈似乎更接近一些。

　　在语言专家眼里，这种语言流变现象是必然的，而且并不独上海话所有。同样的变化，还表现在同一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出现延伸。比如，“小儿科”原本是从国外引入沪语的一个医学名词，现在它逐渐可以用来表示“一件事情易如反掌”等意思；“打回票”原指开发票，但时下成了“被拒绝 ”、“吃闭门羹”的代名词；而祈使词语“帮帮忙”，现在已演变成了“不要帮忙”的意思———“侬帮帮忙哦！”

　　“事实上，语言有其自我调节的功能，会不断淘汰旧有词汇，并同时纳入新的语词。”但语言专家也认为：除了自然演变之外，如果以统一的垄断对方言进行过多干扰，则会使方言越来越边缘化。

　　如今，在上海的中小学、幼儿园中，孩子大多被要求用普通话交流。个别学校里，孩子如果说上海话，会被扣去文明行为规范分。有语言研究学者表示，如果不加以有效保护，上海话在“看得见”的时间里消亡，并非危言耸听。

　　“对一个人来说，7岁是语言的形成年龄；在13岁之前，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可以基本达到母语水平。”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陶寰对记者说，如果在这一时间段切断上海话语境，使孩子接触上海话的机会不完整，那肯定讲不来上海话。沪语研究专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说，眼下很多年轻人的上海话大打折扣，就是因为从小缺乏沪语接触环境。长大后再开口说上海话，对沪语的理解程度，仅限于日常交际用语，“他们将普通话转说成沪语，沪语中丰富的特色词语便流失了。”

　　出风头(炫耀自己)、牵头皮(抓住他人的旧过失或把柄)、收骨头(对人严加管束)、软脚蟹(比喻胆小、意志薄弱的人)、卖野人头(哄骗)、牵丝扳藤(拖拖拉拉)、开年礼拜九(遥遥无期)……据调查，现在的上海年轻人中，能地道地使用这些沪语词的并不多，有些甚至根本不了解具体词意。

　　勿以牺牲方言为代价

　　赵本山在春晚上的表演，让人们明白了什么叫作“忽悠”。现在，这个词已进入普通话系统，被人们广泛接受。“‘忽悠’接近诈骗的意思，但程度没那么严重，且带有善意或轻微恶意的感情色彩。”陶寰对记者说，方言不断丰富着普通话的表达功能。试想，如果“忽悠”未进入普通话，若要表达相同意思，则会大费周折。

　　“普通话和方言，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完全可以互补共赢。方言是丰富普通话词汇的一个源泉，普通话应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吸收群众方言口语中随时产生的生动词语。”钱乃荣教授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方言是从幼时跟着母亲学会、表达最自如的母语，不必像普通话那样，需要通过推广教学才能学会。“方言和通用语共存交替使用，是很自然、容易的事情。压制任何一方，都会出现语言生活的不稳定与不和谐。”

　　“语言和方言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体现，浓缩着一个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生命状态。我们要珍爱、保护和开发人类的语言和方言。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应该构建‘多言多语’的和谐宽松环境，让方言和通用语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