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2日在京召开座谈会，邀请部分专家和学生代表，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结合如何解决目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这是本报继1月15日围绕《规划纲要》的制定第一次召开座谈会后，再次举行座谈会。

　　与会专家指出，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应该具备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对中长期内可能出现的教育问题及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不仅仅局限于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解决人民满意的教育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制定出让人民满意的《规划纲要》。

　　别让大学“官气”太重

　　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官气”太重，“潜规则”盛行，教育行政化现象比以前更严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说，这些现象与大学的管理模式过于单一有关。“大学应该是一个精神家园，它要引领社会进步，不能太过世俗化。” 李培根表示。

　　“要在社会、政府的监督下，让大学能够更加透明地去运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建议，比如建立类似理事会制度，请校外知名人士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别把大学作为政府部门的延伸或者一般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应把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实体来建设。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建设现代大学管理体制。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宣勇认为，目前我们高等教育存在定位不明、目标雷同、特色不鲜明、盲目追求大而全的问题，出现了同质化竞争，高等教育的生态体系遭受了破坏。“规划纲要制定应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分布，构建一个科学的、多样的、金字塔型的高教体系。”

　　“高校管理者要职业化。”宣勇强调，高校需培育自身的主体性：第一，办学者使命的自觉。大学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二，组织的自觉。要有优化的内部治理结构；第三，质量的自觉。不能用同一个标准来衡定全国不同区域、不同高校的教学质量；第四，文化的自觉。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心灵的自由，这源于很多现实因素，如学术评价体系、薪酬体系等，不能让我们的学者宁静地、有涵养地做学术。

　　要给高校办学“松绑”

　　如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对高校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从法律上讲，现在高校的自主权其实并不小，但权利的界定很模糊，这使得大学的管理受到了包括行政部门等各方面的干预，还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林建华说，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该有所不同。在制度上，要保障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同时，通过建立更具竞争性的机制，推动大学以更加清晰的战略定位、更加合理的运营机制满足国家和社会公众对教育的需求。

　　“24个字可保证高校的自主办学，即依法办学、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自主发展。”国家督学、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玉琨表示。

　　“尊重了高校招生的自主权，我们就可以在创新教育方面做很多探索。”李培根表示，比如大学和某些重点中学联手做“试验田”，让优秀学生脱离应试教育的压力，注重能力的培养。大学招生时，这部分学生不需要参加高考。

　　给“择校热”降温，要靠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一直是百姓关注的话题。“‘择校热’归根结底是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造成的，主要体现在硬件设备、师资和教育质量不均衡3个方面。”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蔡福全表示，为给“择校热”降温，就要打破优质资源为一校独有的樊篱。他介绍说，近年来东城区尝试“学区化管理”，将全区划分为5大学区，学区内的教育资源向学区内所有学生、教师、居民开放——学生可以共用各校的体育场馆、实验室、礼堂；优秀教师、特色教师可以跨校兼课、跨校教研……通过这些举措，学区内的各校实现了硬件、课程、人力资源的共享。去年，东城区又在8所学校间开展联盟试点，实现重点校对一般校“点对点”的引领。

　　蔡福全表示，“学区化管理”树立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大资源观，目前这一做法正在北京市推广。

　　教育家不会自动产生，要有意识地培养

　　陈玉琨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要。空谈不行，要有一些具体的举措。教育家不会自动产生，要有意识地培养。《规划纲要》中可以提出一个“优秀教师或优秀校长的素质提升工程”，国家盯住一批人，通过一个阶段，帮助他们提升素质。

　　陈玉琨强调，高水平地普及农村九年义务教育，需要配置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目前政府在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院校实施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对吸引一批优秀的学生去西部、去农村当教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仅仅有6所师范大学是远远不够的，要解决西部农村的教育问题，还是要靠西部。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师范生的投入。每个省，至少是西部的省区市，在省级师范院校也推行免费师范生政策，这样效果更明显。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博士研究生沈国章说，应该使老师始终能够获得相对优厚的待遇，把优秀的教师留在农村，让他们保持教书育人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记者袁新文、董洪亮、倪光辉、 赵婀娜、伍修琼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