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伯慧妙言

　　广东有些人不重视教育，“二世祖”不少，有钱人没文化，文化人没有钱，太悲哀，必须改！

　　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

　　我住的还是三十多年前盖的老房子，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晚来之志

　　我虽然78岁了，但学术上还要“从头越”。我希望《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人物介绍

　　詹伯慧

　　1931年生，广东饶平新丰镇人。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从中国语言学大师王力教授和著名方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30年，1985年任暨大复办后首任文学院长，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香港大学中文系和语言学系名誉教授。 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办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建立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詹教授从教56年来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78岁，从教56年；著作等身，研究一辈子方言，编了半辈子辞书；当了15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语言学家，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他，就是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

　　詹伯慧的人生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在中山大学学习四年，分配到武汉大学30年，再调入暨南大学25年。前不久，他从教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暨大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界同侪、弟子及仰慕者前来拜谒，济济一堂，桃李春风。在汉语学界，“詹家军”的名头很响。

　　细数生平

　　●在中山大学

　　得遇王力定人生基调

　　七位同窗个个是好汉

　　羊城晚报：您是当今汉语方言学界的领军者，听说您走上这条路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有很大关联？

　　詹伯慧：我是王力先生带入门的。中山大学原来没有语言学专业，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王力先生从西南联大回北方，路过广州。当时的中大校长王星拱有个习惯，只要有人才从广东路过，他就会成为“拦路虎”。他极力挽留王力先生，游说他当中大文学院院长。王力也不是吃素的，跟他讨价还价：“留我可以，但我要办个语言学系。”王星拱欣然应允，于是，这个系从1946年办到1954年，后来并入北大，前后共八届。当时我们班上有7人。 　　

　　羊城晚报：听说你们班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詹伯慧：其中三个分到了高校，我到武大，30年后又调到暨大；唐作藩到北大，现在还在那里；许绍早去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大)。欧阳觉亚、饶秉才和麦梅翘去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中饶秉才后来也到暨大，退休后定居美国)，王豫远去了中南民族学院。我同班同学就这么几个，不多，但确实都颇有出息。 　　

　　●在北京大学

　　又遇袁家骅钟情方言

　　会客潮粤诸语有优势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中国方言学的领军人物，但听说您从中大毕业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方言学研究，您也没去研究方言？

　　詹伯慧：我主攻方言，还是和王力先生有关。王先生回北京后，念念不忘我们这几个学生。1954年，北大首次在全国开设方言课程，就是我后来的恩师袁家骅教授开的。王先生对他说，我有个学生，现在在武大，方言基础不错，你是否可以接收他？因此，我就有幸在1955年从武大到了北大进修。这为我以后搞方言学奠定了基础。我在方言学有较好基础，我在家里同父亲讲客家话，同母亲讲潮州话，又在广州粤语环境里生活，天生有优势嘛！

　　●在东京大学

　　贪玩学者玩转日本国

　　《东瀛游记》证逸兴

　　羊城晚报：我们一直以为像您这样的大教授肯定很严肃，但翻看您的履历，却发现你很爱“玩”。您当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期间，去过日本很多地方？

　　詹伯慧：去日本是教育部推荐的：1980年，日本东京大学有个中文教师的位子，原来由一个台湾人担任，退休了。田中角荣访华后，中日建交，东京大学决定不再找台湾，想请中国教育部推荐专家过来。教育部于是选到了我。

　　在日本，我工作任务越重，越要抽时间玩。当时我一个人在东京大学，教五门课，只要礼拜天没事，我就出去玩玩。后来香港文汇报曾敏之先生约我写专栏“东瀛杂记”，我连续写了40多篇，后来武大出版社抢着出版了，首印过万册，1989年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日本面面观》。

　　●在暨南大学

　　当官本来便勉为其难

　　不当一身轻松不失落

　　羊城晚报：您1983年调到暨大后，马上就当了“官”？

　　詹伯慧：到暨大第二年，学校要与世界接轨，新成立文学院与理工学院。那时不像现在，有20多个学院。中文、新闻、历史、外语、社科等都在文学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在理工学院。文学院院长是相当副校长的级别。其实我根本不会当官，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官，但当时我是最年轻的教授，又到日本东大做过客座教授，学校领导好说歹说，要我担任文学院院长。我只好勉为其难。

　　羊城晚报：退休了，不当“官”了之后有没有感到失落？

　　詹伯慧：我本来就没想当“官”嘛，哪会有什么(失落)？

　　师生情分

　　从不忍让学生“放鸽子”

　　看不惯研究生批量生产

　　羊城晚报：在您的从教55周年研讨会上，看到您的很多学生、朋友从海内外赶来给你道贺，让人感动。您和学生关系真融洽，在现在大学里，这样的师生关系好像不多见了。

　　詹伯慧：我2005年才从暨大退休，之前一直带研究生。但1998年我不在国内，停招了一年。为什么要停招？因为我人都不在国内，不能让学生“放鸽子”，我要负责任啊！

　　我对现在研究生批量生产很看不惯。我从1990年设博士点，1991年开始招生，到2005年，

　　整整15年，一共只带了29个博士生，平均一年不到两个。在带博士生期间，我也基本上不再招硕士生。我带的研究生不多，每个学生，我都真心对待。我太太常说，你花在学生上的精力远比自己女儿多。我始终认为我必需尽心尽力把学生带出来，能看到他们在学术上成长，是我晚年最愉快的事情！

　　但现在有些高校存在这样的情况：研究生批量生产。有的老师又招博士生又招硕士生，学生太多，怎么带得过来？怎么可能尽心尽力关心他们？学生论文不认真写，又怎么可以容忍……我真是很“佩服”他们！ 　　

　　羊城晚报：这样批量生产，研究生的质量能不能得到保证？您对这个怎么看？

　　詹伯慧：不好说。我总是感到一种危机，担心我们的研究生质量像鲁迅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和我们老师那一代相比，我们已经深感自己差得太远了，后面的是不是每况愈下，我不敢说。但我们的教育，问题确实不少。

　　谈“詹家军”

　　这支队伍确实最强大

　　戏称中有厚望有鞭策

　　羊城晚报：学术圈里，有人称你们是“詹家军”，您怎么看？

　　詹伯慧：呵呵，这是外界叫起来的，可能是因体育界有个“马家军”吧。这是语言的附会。也确实，我这支队伍在方言学界是公认的，是全国最强的一支。 　　

　　羊城晚报：不仅体育界有马家军，岳飞的军队也叫“岳家军”，称你们为“詹家军”，是对您的一种肯定。

　　詹伯慧：无非说这支队伍有一定能量呗！不过我常常提醒学生，人家这样叫，是对你们寄予厚望，同时也是一种鞭策，不能辜负社会的期望！ 　　

　　羊城晚报：最近《中国语言文字大辞典·方言卷》上马，由您来统筹，全国六七十岁的方言学家都被请来当顾问，50岁左右的请来当骨干、当编委。开大会时，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四大学会会长都来参加，这样的规格很高啊。

　　詹伯慧：这是一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方言词典，300万字，集合了全国方言学界两代人的功力。虽然77岁了，但我现在还要“从头越”。我希望在我80岁时可以搞出来。这个任务摆在面前，我可以“退”，但不能“休”！

　　家学渊源

　　靠家学不如靠自己

　　二世祖太多没希望

　　羊城晚报：我们常说“家学渊源”，比如您的乡人饶芃子等学者，都是有家学的。您的父亲詹安泰先生，是岭南第一词人。您怎么看家学渊源？

　　詹伯慧：我老家的祖屋就叫“学文堂”，是我祖父一代留下来的。我们老家饶平县新丰镇的润丰楼前几年被命名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理由之一就因为它的人文传统。这座土楼清代出了四位进士，近代也产生一些名人学者。尽管我们家有“学文”传统。但我认为，做学问不一定非得有家学才行。我父亲是精于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我也喜欢诗词，但我最终没有跟着父亲学诗词。但小时就想，我要学一门在家里学不到、需要下苦功夫的学问。

　　羊城晚报：您的意思是，“家学”固然重要，自己的选择与努力更不可缺少？

　　詹伯慧：对。我学语言学，父亲给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但他认真做学问的文人气息对我有很深的影响。我觉得现在不能对学生要求这个(家学渊源)，学生学不好也不应该怪自己没有家学渊源。没有家学也可以出人才，主要都要靠自己。

　　这些年来，我参政议政，差不多广东每个县都跑遍了。有个问题很触动我：历年高考入学，山区较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往往考得很优秀。条件越艰苦越发愤图强找出路。但珠三角的企业家很多，其中有不少暴发户，他们的儿女往往不能成才。 　　

　　羊城晚报：就像一些社会学者说的：“二世祖”太多了？

　　詹伯慧：对，这个问题很严重。据我所知，江浙一带，人家那边的想法和我们就不太一样。人家不少企业家现在发达了，就想到自己读书少再发展很难，于是千方百计地培养儿女，让他们充实提高后再来继承自己。我们这里不是的，家里有钱就对孩子娇生惯养，给他们好的物质享受。孩子们也觉得，爸爸、叔叔他们没读多少书就有钱了，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这是中国最悲哀的事，有钱的人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却没有钱！

　　有钱而又没有文化只能走向愚昧，钱多了做什么用？拿来分给子女，助长了不求上进的“二世祖”作风。现在这个问题比较严重，要扭转。太多“二世祖”，国家没有希望。

　　人生境界

　　既安且饱又有事业

　　人生足矣夫复何求

　　羊城晚报：您今年78岁，身体真好！感觉您身上有股“牛”劲，听学生说，您比他们活力还足！

　　詹伯慧：有人问我，为什么精力这么充沛？我说，世上不公平、不如意的事太多，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要没事总想这些，满肚子牢骚。我常说一句话，“天塌下来当被子盖”，要相信这个时代。去年那么大的地震、那么大的灾难，我们国家都坚强地顶过来了。现在，我住的还是30多年前盖的老房子，我的学生都住进了新房，有的人想不通：“哎呀，你怎么不住新房子？”我说，我就两个人住，够了。古人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我们现在既安且饱，又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还要求什么呢？人的思想境界很要紧，境界不同考虑问题就不同。这会影响人生的质量！

　　生活方式

　　一点不恐惧现代科技

　　用十年早离不开电脑

　　羊城晚报：您做的是传统学问，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很传统，您怎么看待现代科技呢？听说有的老教授挺恐惧现代科技的。

　　詹伯慧：哈哈，我用电脑已经整十年了。我现在每个礼拜六给香港大学上一次课，礼拜四以前，我就把我的讲义用电脑写好，发伊妹儿给港大，让他们在我上课前先印发给学生。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您是67岁的时候开始学电脑的？

　　詹伯慧：1998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了一年客座教授。在那里，人家要求很严格，坐班制，我和北大来的客座教授袁行霈也不例外。我们每个教师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电脑，学校里任何通知，包括学生向老师提问题，也包括图书馆借书催还的信息，都通过电脑发过来。如果不懂电脑，图书馆罚了款都不知道，那该多糟！我一到校就请教别的老师先把电脑基本用法学会。很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学习电脑不行，此后我就一直用起电脑来写作和发信了。

　　善待方言

　　方言体现地域之“俗”

　　粤语生命力强绝不消亡

　　羊城晚报：您是方言专家，研究方言，保护方言，但您同时又在积极推广普通话，这两方面工作有没有矛盾？

　　詹伯慧：不矛盾，研究方言的人都是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其实，只有研究方言的人才最懂怎样推普啊！推普也是要对症下药的，研究方言才知道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才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举个例子，你向潮州人推广普通话和向广州人推广普通话，方法内容就应该有所不同，向讲湖南话的人推普，又应该有所不同。 　　

　　羊城晚报：我们做过调查，广州有些新客家，父母都不讲白话，孩子也不会讲；还有的夫妻都是广东人，但孩子上幼儿园、读小学都讲普通话，白话很弱。这样发展下去，很多年后，粤语会不会弱化？也有专家提出“粤语消亡论”，您怎么看？

　　詹伯慧：粤语绝不会消失，广东人日常生活中都在用，它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比如你到菜市场去，你听听四周都在讲白话。很多外地人来广州，也多少学了些白话，就是因为它实用。入乡随俗，方言正体现了不同地方的“俗”。

　　语言是社会沟通的工具，推广普通话会为我们增加一种沟通工具，是要让原来只说方言的人学会一种全国通用的社会通用语，是从单语生活过渡到双语社会，1＋1＝2，而不是等于1，这是不会动摇方言的存在基础的。我们建议父母应当有意识地在家里让孩子学讲自己的方言，父辈的方言不能丢，这对孩子发展有好处。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学习方言，可以帮你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风情习俗，使你更快融入这个社会。 　文/本报记者 夏杨 孙璇 图/本报记者 何奔 实习生 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