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汉语水平确实下降了，但不是学外语造成的”

　　——访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年年底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7届大学毕业生离校半年后月薪最高的10个专业中，外语类专业就占到3个，分别是法语、德语和日语。同时，外语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不少著名高校小语种毕业生的就业率甚至达到100%。

　　有人担心，“外语热”不断在中国攻城略地，会不会使汉语失去“纯度”？过分热衷学习外语会不会冷落汉语？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从事英语教学63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表示：“我国的外语教学还要继续加强，不能放松。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不要折腾，不要走回头路。”

　　中国青年报：是什么支撑您从事了长达63年的外语教育工作？

　　陈琳：我今年86岁。1946年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学教英语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一干就是50年。10年前我退休了。人事关系上是退了，退了之后却更忙。我如今有8项工作。现在是教育部《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专家组组长，负责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修订、推广、实施。我还是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外语顾问，负责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

　　前些日子，我们给刘淇同志写了报告，说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应该继续推进。刘淇同志的批复是“非常重要”，说这个工作对奥运会做出了重要贡献，要继续为北京的人文建设作出贡献。所以北京市民讲外语工程的名字可能要改成“北京外语建设工程”，范围更大了。外语教育永远要继续，没有头，所以我也要继续工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活着，就要工作”。

　　中国青年报：您的外语教育生涯可以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这63年的外语教育工作，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陈琳：我的感受是外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们国家逐渐有了外语教育，但那时的外语教育很单一。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中国人只学俄语。60年代，周总理提出外语教学要“多语种、搞质量、一条龙”，转变了50年代只学俄语的情况。但随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去了，外语教育几乎停滞。直到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外语教育才走上正轨。

　　1978年应当说是一个外语教育的春天。当时邓小平同志告诉李先念副总理，改革开放没有外语保障不行，你来抓一抓。李先念同志就找了我们几个教授来普及外语教育。当时我们是在电视上教英语，所以现在的中年人对我应该很熟悉，年轻人都不认得我了。

　　中国青年报：当时的效果如何？

　　陈琳：我实事求是地说，效果极佳。不是自夸，当时的形势在那里。改革开放前，一般老百姓不学外语。改革开放后，大家有了学习外语的强烈愿望。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做的外语教育片是唯一的，在全国播放，满足了各种人的需要。很多人给我写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收看这个节目。

　　中国青年报：中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全民学外语了。但有人说，全民学外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不利。您怎么看？

　　陈琳：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念。前一段时间经常有报纸说现在外语热得太过了，把汉语挤掉了，学生的汉语水平下降了，缺乏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我承认，现在学生的汉语水平确实下降了，但不是学外语造成的，是社会上的一些文化糟粕把汉语挤掉了，比如一些软绵绵的流行歌曲挤掉了民族歌曲，物欲横行、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挤掉了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不是学外语造成的。

　　也有人说外国文化过多渗透让中国人崇洋媚外了，那也是极无知的想法。法国为什么在申请承办27届奥运会时失败？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国人拒绝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向奥组委提出申请。法国人认为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他们甚至排斥英语。但现在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也在学习英语了。

　　中国青年报：外语院校除了培养中国的外语人才，也承担发展对外汉语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工作。在您看来，中国文化向外推广得如何？

　　陈琳：现在还很弱。李岚清同志曾说过，中国餐馆全世界到处都有，历史悠久的中医药却没有得到世界的了解和认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中国的医学传统传播出去。现在我们用外语做对外宣传还相当不够，比如政策、先进文化和科学，都应该大量翻译出去。

　　在火炬传递事件中，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部分外国民众的误解，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和外国的民间交流不够。事件发生后，我们也做了些努力，但是那都是弥补，不够主动。

　　中国青年报：不是有很多人学习外语吗？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对外交流的缺失？

　　陈琳：中国还缺乏大量的外语高级翻译人才。毛主席曾说，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现在的外语教育模式能培养出的高级翻译人才很少。国家现在也在搞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认为外语人才不仅要会外语这门工具，还要有文学修养，深知中国文化精髓。你看我们英文版的四大名著，是国外的一些汉学家翻译的，当时看还行，现在看来问题很多，原因就是他们缺乏中国文化修养。所以外语人才还要有其他方面的知识，在培养上要多元化。

　　最近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其他一些外语考试都在改革，方向是对的。它们都更强调实用技能，考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包括听、说、读、写、翻译的能力，还有就是文化。你看现在的四六级考试，包括高考英语试题中，都有很多报纸上的内容，不是单纯注重语法了。

　　中国青年报：1978年后外语教育步入正轨，“80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您对“80后”的外语水平满意吗？

　　陈琳：我对他们是很有信心的。北京开奥运会时，我曾扮成外国人和志愿者对话，考察他们的外语水平。我很满意，他们的外语水平完全能够满足奥运会的需要。

　　40年前周恩来提出外语教学要“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80后”真正实现了 “一条龙”，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外语教学没有间断过。这几年我感觉，学生的外语水平大大提高了，可见这些努力已经显现了价值。所以我国的外语教学还要继续加强，不能放松。我们要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不要折腾，不要走回头路。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金融危机对外语类人才有影响吗？

　　陈琳：长远来看，外语类人才不会在20年内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只要学好了外语，青年人不愁找不到工作。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会影响各种职业，也会涉及外语人才，但那只是暂时的，不会有致命打击。

　　中国青年报：在您看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成为将来外语类人才的主要就业方向吗？现在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就业，对此您怎么看？

　　陈琳：从当下看，外企更需要外语人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合作的加强，一些有远见的国企和民营企业也开始重视外语类人才的储备，我想这种情况以后会越来越多。

　　对于现在流行的就业方向——“当村官”，我是坚决支持的，但还没见过有外语类人才去做“村官”。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在道德层面上要求学生，国家要在吸引外语类人才去西部方面采取更务实的措施，给他们提供更多优惠政策。 (记者 肖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