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封新收邮件！当记者出差十天后回来打开个人邮箱时，不禁吓了一跳。这109封邮件除了少数几封是记者私人邮件以外，绝大多数是陌生的大学生发来的，且都是同一个内容：我们正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能否报道一下？仅7月19日一天，就有一支来自下沙的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发来11封邮件！当天晚上12点半，记者再度接到一位大学生自荐社会实践活动的投稿电话。

　　仔细查阅一下，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彩。许多学生不顾余震去了四川支教、陪护四川地震伤员；有的关注弱势群体，免费教民工子女、走进杭州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关注自闭症儿童；有许多队伍是宣传奥运的；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还有一群学生专程赶到东阳横店镇，以此为缩影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但如果以“新闻”的角度衡量，那绝大部分社会实践活动都不适合见报。来自团省委的信息，今年全省共有70余所高校的6000多支社会实践小分队，在大多数高校，这只是一门人人必修的学分课，是常态。

　　然而得到记者婉拒后，依然有许多学生热情地投稿，记者的邮箱里，有关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邮件已超过200封。

　　一次跟踪“投稿”全过程全员出动“扫荡”媒体

　　7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们跟踪省内某大学经济学院的王睿，目睹了他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投稿”过程，他在社会实践小分队中的分工是联系媒体。

　　来到广电大楼的时候，保安人员就把我们拦在了门外，询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王睿抢先说：“我们是来找省经济台一位姓林的记者”。保安放我们进去了，“其实我根本不认识这位记者”，王睿说，“可如果说我们是来找媒体的话，有可能不让进，因为不少媒体对于这样的事兴趣不大。”

　　进电梯时，王睿说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排除了1~4层和最上面的几层，因为他觉得一般记者是集中在中间的一些楼层的。出了电梯之后，王睿深吸了一口气，一直斗志满满的他也有些紧张，然后又显得很有自信地踏进了那些开着门的办公室。

　　接下来，每一个只要是开着门的办公室，我们都会进去，甚至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碰到的一位记者，也被王睿拉住讲了半天。一个半小时，我们走过经济部、都市新闻部、科技教育部，甚至是体育部、录音室和后期剪辑的办公室，最后有几个记者和编辑被烦怕了，勉强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多数是邮箱，也没有确切地回答是否会报道。

　　但王睿觉得收获不错。“只要在实践的最后阶段再来‘扫荡’一遍，应该会有一定效果的。”

　　记者调查发现：一个学校几十支、乃至上百支社会实践队伍，几乎每一支都有专门人员负责联系媒体。有的出动两名同学专门负责写稿，其他同学负责找媒体；有的是整支队伍在社会实践结束后，动用父母等各种关系出去找媒体；还有的则是老师帮助找媒体。在一位姓徐的大三学生那里，记者看到了一份媒体通讯录，“这是学校提供的”。有中央、省级、县市三级共近40家媒体(或联络站)记者的联系方式，涵盖了电视、报纸、网络。

　　一份社会实践奖励细则 按见报字数“明码标价”

　　为什么急着要投稿？记者问学生。“如果能上媒体的话，人家对我们整个活动的关注度肯定会有提高，而且可以锻炼我们的能力。”

　　记者追问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学生坦言：“在评比‘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和优秀团队’时，媒体报道与否占了很大的一块分数。”

　　一位姓张的学生点击校网让记者看了学校一份有关社会实践的公告，其中提出：“要把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宣传摆上重要日程，列入计划，要加强与当地政府、新闻媒体等部门与组织的合作。要协调新闻媒体，及时提供新闻线索，开辟专题、专栏……”

　　随后，记者又在三所大学的校网上发现了类似“指导内容”。有一位学生还出示了一张他们学校的社会实践的评选细则：没有强制要求社会实践活动必须要投稿，但规定如果有投稿并被县市级媒体录用，可以加6至20分。

　　经济学院学生王睿已经尝到了甜头。去年他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所拍摄的影像材料偶然间被当地一家电视台采用。虽然最后他们的小分队并没有被评为优秀小分队，但王睿因为成功联系到媒体，被评为了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并获得了500元的社会实践奖学金。“我发现那些联系到杭州本地媒体的社会实践小分队都获奖了，而且联系到的媒体越多排名越靠前。”

　　一位姓赵的同学说，按照他们学校的规定，社会实践得奖可以在综合素质评定上加分，这对于今后评比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奖学金等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位姓陆的同学说，他们学校还会给那些被媒体报道过的社会实践小组报销部分经费，报道做得越大，报销的费用就越多，没有被媒体报道的，只能自己负担费用。

　　记者发现，在浙江某高校暑期社会实践宣传信息工作奖励细则中，还明确列出，在国家级报刊、杂志上发表200字数以上的信息，奖励4000元；在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300字数以上的信息，奖励3000元。在各级电台、电视台、网站上“露脸”都有相应的奖励。

　　事实背后的“实话实说”

　　这是在镁光灯背后的谈话，在答应隐藏有关学生的背景、名字的前提下，记者与一些学生和老师进行了一场“实话实说”。

　　问：喜欢到处联系媒体吗？

　　俞学生：“非常不喜欢。这种四处求人的感觉很不好，而且如果找不到的话会感到很焦虑。但是为了团队，又不得不和媒体联系。”

　　莫同学：“没觉得有多为难。早有不少学长给我打了预防针，我也做好了会被不断地拒绝或者置之不理的心理准备。但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可以让自己与真实的社会多多接触，对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帮助。而且最终如果能够成功的话，会很有成就感。”

　　陆同学：“我们今年连做社会实践选题时也会刻意偏向能够吸引媒体注意力的角度，给学校的策划书和给媒体的策划书是不一样的。”

　　项老师：“我现在也在联系媒体，希望我指导的实践活动能被媒体报道，因为学校有要求。可我很不喜欢。我在校内公开场合反对过。(社会实践)现在变成了某些学校的面子工程，纷纷攀比哪家被媒体报道最多。”

　　社会实践重在做，不在说

　　从大学生投来的稿件中，记者感受到他们多少都有收获。有一支队伍虽然什么“好人好事”也没做，就是去了一趟上虞感受青瓷文化，可在记者看来这也不错。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建筑系的女孩戚姗姗就告诉过记者，她用学校给她的奖学金，跑回来看中国的建筑，并因此在毕业时开了个人画展，这也是实践的成果。

　　社会实践的本意就是为了鼓励学生多了解、多接触社会。它的主体是“学生”，重在学生自己有所学、有所得。清华大学学生李强的《乡村八记》的出现成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追求的标杆之一。然而正如一位领导所说，他最赞赏的就是李强有这份责任心。因此大学生要效仿的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心，而不是光光为了最后的“成绩”，想以“盛大”的社会实践成果登场，吸引媒体报道，搞面子工程，那实在是有违社会实践的初衷。窃以为，社会实践，重在做，不在说。学生已经在其中有所领悟，那便是最大的收获。 (作者：俞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