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出国潮。30年来，已有各类出国留学人员121.17万，形成巨大海外人才储备。近年，归国潮渐成气候。

　　2006年，在年轻的生物学家沈月全举家回国到南开大学任职之前，朋友们办了一个告别聚会。海外游子们举起酒杯，衷心祝贺这位朋友在祖国找到了好归宿。

　　这不禁让他想起2000年抵达美国时的情景。那时候，如果听说哪个留美中国学生要回国，大家的眼光是诧异的——“怎么会想回去呢？”

　　然而，仅仅过了6年，这位学者蓦然发现，回国已是留学生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008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题为《美国研究生教育：头号博士培养学校现在来自中国》的文章，指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然而，与此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开始成为趋势——留学回国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国外知名学府的博士生。

　　中西部地区同样感受到归国热

　　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是基于一份报告写成的。2008年7月，一份名为《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显示，全世界“出产”当今美国博士最多的3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27人)。

　　其实，这些学校一方面顶着“留美预备校”的头衔，一方面也成为海归们最青睐和最集中的机构。

　　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据该院主页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9月，该院100余名全职教研人员中，60%以上的教师在世界知名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34名全职教师中，绝大多数教师有在国外学习研究的经历。

　　据教育部统计，在我国的教育、科研领域，77%的高等学校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2%的博士生导师和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主任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一大批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

　　在某些区域，海归们已经到了扎堆的程度。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夏颖奇说，200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1200人，创办海归企业540家。目前园区海归企业累计达到4200家，海归人员留在园区的有9800多人。“中关村的海外留学群体已成为园区最具自主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中坚力量。”

　　沿海地区自然是吸引留学人员的热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至2006年间，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担任全职教职工作的海归博士至少有20人。

　　中西部地区也感受到了归国热。地处中部省份的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近5年来，湖南大学收到来自海外留学人员谋求教职的简历逐年递增，“5年前，一年才几份，几乎没有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但自2007年起，我们收到的四五十份简历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

　　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成都高新区流传着一则轶闻：高新区创办伊始，成都市有关领导对高新区一位管理者说，什么时候能请10桌海归吃饭就好了。没想到的是，一年后，高新区请海归吃饭，坐了满满一屋子，有几百人。

　　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主任林涛说，从1998年8月成都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开始，这个国家人事部与地方政府共建的首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就吸引了上万名海归前来咨询考察，240多名海归创办了216家企业，1000多名海归在这里汇聚。

　　国外发展也有瓶颈

　　2006年年底，沈月全放弃崭新的芝加哥大学研究助理教授聘书，带着太太和女儿回到中国。南开大学请他任特聘教授，临时腾出了一间旧实验室。眼下，34岁的沈月全是中国“973计划”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一个3000万元经费的项目由他主持，天津市蛋白质科学重点实验室归他负责。虽然薪资不比国外，但发展空间却比国外大很多。

　　接到国内聘书后，沈月全立即联系律师，放弃了已经取得的美国绿卡。一年多来，还没有什么让他为这个决定感到后悔，“工作和生活都按照自己的设想在进行”。

　　如果还在国外，沈月全教授能够设想的道路大致是：一切顺利的话，希望向美国国立卫生院申请一笔每年25万美元的经费，过几年可能建起一个独立的实验室，然后等待取得终身教职。

　　但是，他在做博士后时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投入明显减少，生命科学领域申请基金的难度越来越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空缺职位越来越少。这无疑影响了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

　　而对于国外发展的限制，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何平也深有感触，他1997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2004年拿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留美的日子里，他是全世界顶尖竞争者中优秀的一员，杰出的表现为他赢得了接触重要课题的机会。但何平说，那显然是有限的，即使在学校，中国人也不可能直接学习到最机密的内容。

　　何平发现，在经济与金融领域，留美的中国人常常从事着与数量化和数学密切相关的工作，而经济学中一些具有方向性、思想性、容易出成果的领域依然是美国人的天下。

　　“这就是学术产业化”，他说，“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会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国外，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可能再对生产力发展有革命性影响的学科，就让给外国人去做，而更有价值的领域，比如生命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要科目当然要由他们自己的人去占领了。”

　　全国政协委员、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严望佳在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认为，在美国，博士工作的选择其实是很有限的。“博士毕业后基本固定为在学校教书搞科研，然后做副教授、教授，很确定的成长路线。”

　　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穆尔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博士学位，随后选择归国创业。

　　但回国后他们发现机遇确实不一样。何平说，他一回国就能接触到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于做经济金融的学者来说，国内有很多领域等待他们去开发。“可以说我国的经济转型非常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经济结构、经济理论的创新；而且，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不但亲切，还能感觉到我是被重视的。”

　　在信息安全领域的创业，也让严望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让她获得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十佳”优秀创业者奖，而且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着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

　　机遇、待遇和重视赢得回归心

　　事实上，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的机遇也越来越多，这正是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主动选择了回国的重要原因。

　　沈月全教授认为，吸引海归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科研的大环境比国外优越得多。国家支持力度非常大，敢于让年轻人挑重担，真的是只要有才就能发挥作用。”他说，现在的实验设备几乎跟国外名牌大学持平，有些方面还好一点，实验环境和管理等方面也正在迎头赶上。

　　另一方面，以往西方发达国家在待遇上的优势也逐渐被中国拉近，这被视为留学人员归国更为重要的原因。

　　在海外留学人员最为活跃的未名空间站，记者发现不少讨论回国待遇的帖子。一位留学生认为，他对北美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回国行情颇为关注，就“索性整理了在未名空间站经济版和其他渠道的见闻”，结果发现，目前国内一线高校对留学归国博士的待遇，“已超越了一些美国大学提供的助理教授税后待遇”。

　　另一位留学回国人员认为，在国内工作几年后，“再与留在国外的人相比，无论职称、手下队伍和科研资源、社会资源，乃至个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都不会让你后悔。”

　　国内对于海归的重视，也是海归们回国的重要理由。

　　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近几年经手引进了不少海归，由他指导的学生就“回收”了不少。他的电脑里备有两个常用的讲稿。面向国内学生演讲，他会宣传南开这样的名校能为青年创造更多的出国深造机会，当听众是海外留学生，他强调的则是不可错过的“中国机会”，半开玩笑劝他们“赶紧回来占位子”。

　　这位校长的思路与整个国家30年的留学政策相吻合：花大力气鼓励人们出国，再花大力气吸引这些人回来。

　　他认为，回国潮的形成与教育部、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的努力分不开。如“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成了非常响亮的品牌，海外学子都以当上长江学者为荣。

　　1998年，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启动的这项计划，使中国高校出现了第一批特聘教授。与之相对应，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名字中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才计划，如天津的海河学者，山东的泰山学者，广东的珠江学者，福建的闽江学者，四川的天府学者等。

　　这些计划直接瞄准的就是海外人才。1998年至2006年的1107位长江学者中，有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占了94%。799位长江特聘教授中，直接从海外应聘或近3年回国工作的有231人,308位长江讲座教授全部从海外应聘。

　　“当时提出给10万元，我们都不敢想象。”当上长江学者后，饶子和的年工资涨到12万元，比当时的校长还多一倍。1996年从牛津大学回到清华大学时，饶子和得到一笔400万元的投入，建立结构生物学实验室，这已是罕见的待遇。

　　更让他感慨的是，10多年来国内的研究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当年让人羡慕的条件如今看来，“就像是从地下室开始创业”。“现在我们招人，房子和仪器设备几乎是现成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国外不差。”

　　虽然认为“优秀人才肯定有一部分流失”，但饶子和说，相信随着国内环境的改善，在学术人才方面，出国和回国的数量将趋向一个平衡。

　　留学生感慨“回国要趁早”

　　伴随着出国、回国人数的变化，不只是留学生看待海归的眼神由不解转为羡慕，发生变化的还有国人面对海归的心态。饶子和说，当今一些留学生即使暂时没有回国，也往往考虑的是希望做出更好的工作再回来，赢得更高的起点。毕竟，“海归迷信”正在打破。

　　但许多海外留学生都认识到，回国要趁早，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在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记者：“简单地说，按过去标准能当上特聘教授的，现在只能从副教授做起。”

　　回国潮面前，国内的用人单位也早已过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发直的阶段。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眼界正“水涨船高”。南开大学人事处有关人士介绍，几年前来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为“引进人才”享受相关的待遇，从2007年开始，这种求职者“一般不列为‘引进人才’”。于是，每年都有一批海归博士无法成为“引进人才”。

　　湖南大学人力资源处的工作人员表示，2007年学校虽然收到了四五十份来自海外的求职简历，但最后也就接收了20人。“而且,我们还要考察他在国内的学习情况和在国外的研究情况，如果觉得他的水平与国内的博士相当，也不会给什么特殊的待遇。”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有关人士表示，以前留学回国人员是卖方市场，他们回来后对工作机会还可以挑挑拣拣，但现在已经成为买方市场了，好机会都需要充分竞争了。

　　作为一名新海归，沈月全教授有类似的感受。2006年年初他申请教职时，发现只要是美国的博士后，一般在国内高校都会受到欢迎，但到了年底“身价”就明显缩水，“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话，拿不到重点大学的职位。”他说，按照最新的门槛，如果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刚完成博士后研究，即使出自世界级名校，也很难立即聘为国内名校的教授。

　　通过南开生科院的教授履历，可以看到一条正在提高的门槛：这里正在变成世界名校校友俱乐部，已聘的教师有的来自耶鲁、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最新的名单上是一位30岁的哈佛大学博士后。

　　崭露头角的世界名校博士或博士后，正是这所学校渴求的理想人才。饶子和说：“招募这些人的成本低，他们潜力更大。正在上升期间，一些位置都在等着他们。我们怎么看怎么喜欢。”

　　他还表示，目前国内45岁年龄段的人才趋于饱和，但是年轻人才明显不足。“我们应该有点战略眼光，把目光对准30岁左右的年轻人，让他们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中国。”

　　对于40岁以上的海归而言，要想回国获得较好的位置，需要提交更有说服力的履历。据了解，一些高校对此类人才提出的要求包括：在国外取得了教职，最好是终身教职；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学》、《自然》等一流期刊发表过论文；这些成果不是依附于别的研究组做出的，而是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取得。

　　许多留学生都已感受到了竞争的激烈，一位留学生表示，“现在国内工作也很不容易找，光顶个海外博士回去，没一些干货，很难出头。”

　　他写道：“别看现在很多学校给钱不错，回去对成果的要求一点儿也不含糊。基本3至4年能升上副教授的，算是很好的。7至8年能做上教授都算很优秀的了”。

　　他还分析，“整个来说，以后想在国外随便熬几年资历，整几篇二三流杂志文章，回国立马教授相送，至少到一线名校已经不大可能了。能拿到副教授都不容易。”

　　水土不服导致“二次出国”

　　1993年，与楚树龙一起返回中国的还有两名留学生，其中一位进入了中国银行工作，另一位则在旅游行业发展。

　　但几年后，两人由于在国内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和机遇，又双双返回美国。

　　欧平(化名)在美国加州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后马上进入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任教，但回国才两年，她却萌生了“二次出国”的想法。

　　“我就像空降部队。”欧平说。对于海外归来的博士们，在国内势必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学术圈和社交圈有相通之处，对于国内毕业的博士来说，早已在国内的学术圈建立了自己的人际网络，而海归博士则要一切从头开始。

　　学术官僚化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楚树龙教授选择离开政府研究机关进入大学，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当行政和学术发生碰撞时，往往是官本位、学术让位，但学术是要靠水平说话的，是没有绝对权威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一位同事做日本研究，那么他的论文很可能是由一位根本不懂日本研究的学者来评判的，仅仅因为评判者在行政关系上有更高的位置。

　　欧平回国后，也很奇怪地发现，学校内所有行政工作人员都有权对专业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并且办起事来很难相处：“我每次找他们都要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就这样还每次被训，特别惨。”

　　欧平如今把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耗费在了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行政事务上，而在国外，她至少有80%的时间可以用来做科研。

　　“人事制度和户口制度实在是太烂了。”她毫不避讳内心的不满。

　　也许是因为在一个并不十分知名的大学工作，欧平觉得申请国家的科研项目很不容易。同时，国内的评定体系也“很奇怪”。她所学的专业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基本都选择去实业界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被迫进站做博士后。而到了国内，博士后被算成了一个学位，分房子、评职称无一例外都需要有博士后经验。

　　虽然这样的问题较少出现在知名高校，但何平还是指出了作为海归博士感到不适应的方面。

　　“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何平的印象中，美国的经济金融学体系完整有效，每个人在大厦的哪个位置添砖加瓦都非常清楚。有的人做银行，有的人做资本市场，还有的人做实践性银行，另外又有人做理论银行，“每个人在大厦的不同位置一起描绘一个大图，分工明确。”

　　他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比成大炼钢铁，每个人对着自己的小炉炼铁，炼出来一堆没有用的东西，“倒不如大家一起造个大房子。”

　　即使有这么多水土不服，但他认为留在国外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沈月全就举例说，美国同事会兴奋地讨论一位棒球手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什么，或是一位篮球队员的兄弟效力于哪支球队，而“我们能看懂棒球比赛就不错了”，“绝大部分海外留学生，不管走到哪儿，都像风筝一样，那根线还是牵在中国。” (记者 叶铁桥 张国 实习生 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