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探索小学语文教育:传统教学方式80%是无用功(3)

　　大量读写，就像大块吃肉

　　2008年年底，马兴旺在与何克抗交谈之后，把跨越式课题视为能够改变海原教育生态的契机。

　　他的好友、海原县关桥乡教委主任钟林，对海原的教育有更贴近技术层面的看法。这位有着20年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曾对当地六年级师生做过关于阅读的调研。他发现，老师自己毕了业就不读书了，最多看看《家庭》杂志，而学生中，91%没有课外阅读。问读了哪些书，回答是《语文》《数学》《思想品德》《自然》，反正都是课本。剩下不到10%有课外读物，也大多是《作文选》。

　　教了20年语文，钟林觉得遗憾的是，对阅读和写作始终没有摸索出一套好的教学方法。小学语文界有一个共识，教好语文的秘诀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读”和“写”，如果概括成4个字就是“多读多写”。钟林听说，山东有位老师提出“海量阅读教学法”，于是跟马兴旺商量，想带老师去山东学习。

　　“别急，北师大有个跨越式课题要来海原，要不你先听听。”马兴旺告诉他。

　　当看到这个课题提出的阅读和写作目标时，钟林笑了，他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课题组专家习惯把海量的阅读和写作概括为“大输入和大输出”，而西北汉子钟林更愿意这样解读：“这就像是你每天早上吃肉，中午也吃肉，晚上还吃肉，身体不好是不可能的。”

　　2009年8月，海原县第一批7所乡村学校加入跨越式课题。当时布点是按照东西南北中的方位，马兴旺的设想是，3年后课题要扩展到全县的山村教学点。

　　尽管早就对海原的困难情况有所耳闻，课题组的专家实地考察后还是有些吃惊：7所参加试验的学校仅有两所具备农村远程教育环境，其他5所依然还是“黑板＋粉笔”；14名参与试验的教师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教育课题，其中7名特岗教师甚至没有从教经验；参与试验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多是文盲，很多学生学前教育几乎空白，识字量为零。

　　上第一堂课的是关桥中心小学的田虹老师。按说一年级学生对花花绿绿的课本最有兴趣了，结果因为这位从教不久的特岗老师照着教案读，前排睡倒了一片。听课老师叫醒一个，孩子懵里懵懂地看了一眼，又睡了。教委主任钟林坐在后面，汗顺着脊背往下流。

　　第二堂课，到另一个镇，一位男老师太紧张，从讲台上摔了下来。

　　西安小学的许海英老师因为压力太大，几夜睡不着，上课时嘴上全是泡。

　　李俊小学的侯建侠老师倒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语文老师，刚开始对课题也非常感兴趣，被课题组给予厚望。后来她发现，20分钟时间总是讲不完那些知识点。有一天，她发邮件给课题组，第一句话就是“我做不下去了，有没有现成的教案，我实在设计不出来”。

　　课题组的专家收到邮件，心里一惊，“连最好的老师都崩溃了？”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最初的几个月，作为海原课题组组长的马兴旺心里也没有底。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却似乎并不大。

　　“这一年如果没有成果，我们就真的拿老百姓的孩子做了试验。”马兴旺在心里问自己，“咋能拿老百姓的孩子做试验呢？”

　　眼见着好多老师都打在退堂鼓，他又要不断地为老师们打气。怀疑者也不少。宁夏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玲和她的研究生们也是海原课题组的成员，她发现，有时何克抗不能亲自来海原，由课题组里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代表，有些人就质疑，这些没有教学经验的“娃娃专家”能否指导一线的老师。

　　但最终消弭这些分歧的是某种精神力量。从何教授到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从海原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北京来的“娃娃专家”之间，这种力量始终在相互感染着。

　　钟林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北师大的吴娟博士走到为她准备的木椅前，椅子上有灰，吴博士绕到另一侧才把灰尘吹掉。钟林意识到，如果刚才顺势一吹，会吹到前排的孩子身上，绕一圈就吹到了走廊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钟林说，“这种对孩子的爱是共通的。”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

　　这些变化促使教师们更加热情地投入到课题中。难堪的第一课之后，田虹老师住到了学校里，先后写下了4本教学反思。有一天晚上11点，钟林正在办公室写博客，听见楼道有声音，有点怕。仔细一听，“哦，是田虹在读课文”。

　　56岁的范有邦是课题组中年龄最大的老师。刚开始这位老教师连电脑怎么开都不知道，后来为了多媒体教学，他买了一台电脑，誓言要给自己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侯建侠也终于能够掌控跨越式的课堂，被人们尊称为“大侠老师”。

　　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成绩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在一次总结会上，马兴旺有些动情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教育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教育了我们。是谁鼓舞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鼓舞了我们。”

　　跨越是为了同一起跑线

　　今年6月，实施了近一年的海原课题在西安小学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与会代表听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刚调到教育口不久的海原县教体局局长白旭代表主办方发言。

　　实际上，这位局长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课题。他没有念别人事先拟好的讲话稿，只想“说说心里话”：“我们看惯了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作秀’。最初我在看到会议指南上的学生作品时，怀疑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作品，或许是学生家长写出来的。”

　　人们这才想起，此前在观摩现场课堂教学时，白局长始终在用质疑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他接着说：“当我看到学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写一会儿想一会儿，写错时还不停用橡皮擦了重写，我才相信这些作品是真实的，是学生在课堂里真实的生成。一年级的娃娃就能写出这样好的作文，这真让我吃惊。”

　　当天，许海英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的快乐和幸福》。10分钟的时间内，她的学生们交上了答卷：

　　“爸爸和妈妈不吵架，他们关心我，他们孝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很心疼我。我的快乐和幸福是我的家带来的！”

　　“天下雨了，我们在教室里不能回家，老师打伞来，说可以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家乡很美！我的家乡有宽宽的马路，大大的城墙，绿油油的田野，勤劳的人们。因为我的家乡很美，我快乐！我幸福！”

　　当这些身处大山深处的娃娃身着破旧的衣服，却在短短10分钟内写出这样的文字时，在场的何克抗也觉得“很幸福”。他认为，照此坚持下去，几年后，海原学生的语文水平一定能达到甚至超越居住在城市的同龄人。

　　这对学幼儿教育出身的许海英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她仍然记得，几年前在银川一所公办幼儿园实习，那里小班的学生已经在地球仪上指点江山了。“这是3岁的孩子吗，懂这么多的东西？”当时许海英的脑海里马上想到海原老家那些3岁的农村孩子，要么跟着爷爷奶奶晒太阳，要么在地里刨土。“好长一段时间，眼睛一闭，那个情景就出来了。”她说，这也是她加入跨越式课题的动因。

　　历经10年的教育实践，如今，在北京的远郊区县、在深圳的南山区、在广州的越秀区、在新疆库尔勒、在河北丰宁、在宁夏海原、在甘肃成县……由何克抗领衔的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跨越式课题组，先后在全国建立了20多个试验区，试验学校也发展到250多所。

　　不少课题组成员建议，别再叫“跨越式”，而改称“同一起跑线”——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天生处在同一起点上，而是寄望，通过几年的实践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教育的不均衡，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和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城市娃和农村娃，起跑线能拉得近些、再近些。 本报记者 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