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历姐”“博士哥”谈读书的价值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54岁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朱进东教授，今年被南大录取为2010年定向公费博士研究生，新学期他将去南大入学报到攻读西方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南航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工中年龄最长、学历最高的一位。

　　博导读博士，并不是新闻，然而多发生在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导身上。可朱进东已经集博士、教授、博导等学术头衔于一身，1999年就摘得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帽”，此次是二进南大。这让不少人很费解——读这个博士，究竟要干什么呢？评教授不派用场、申请博导也用不着，评各种奖项基本条件早就满足。

　　从读书的功利价值看，读这第二个博士，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多少学生读博，不是考虑晋升、职称等现实问题？有调查显示，仅有不到两成的学生读博是为了追求学术理想。

　　于是，这种读博，甚至被社会质疑。反对的意见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影响了社会公平，博士教育资源毕竟有限，你一个人已经读了一个博士，享受了一次国家资源，现在再来读一个博士，不是多占了国家资源？其二，挤占了他人的机会，别人读博是有现实的就业、工作压力，每年博士招生名额有限，你被录取，必然导致别人少一个机会。其三，基于前面两点，“多吃多占”的读博，也就是读博者本人的学历情结使然，不是什么追求读书梦想，而是让多个证书满足自己，体现人生价值。

　　这种质疑，与前不久的“学历姐”事件如出一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一位名叫王丽的研二学生，在16年的时间里，先后拿到了3个专科文凭、3个本科文凭和1个硕士文凭，共计7个高校文凭，未来如果有可能，她还想继续读博。迅速蹿红的她被人们称为“学历姐”——对于学历姐的求学毅力，大家并无非议，而对于其这般攻读学历，却有些难以理解。

　　在功利的读书氛围中，读书的核心价值是为了成就功名，自然，围绕功名而设计的读书规划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此外的规划，就属于“另类”了。然而，如果从读书的非功利价值看，即一个人把读书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完善自己的一种途径，其实，无论读多少个博士、硕士，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不能确认“学历姐”、“博士哥”是不是更推崇这种读书价值，他们不是在乎一纸文凭而在乎教育。但可以确信的是，他们的这种读书价值，不但会受到社会的质疑，也会遭到功利教育的阻挠。比如，这位“博士哥”，去年就曾报考，可两门专业课均获得高分的他仅因外语一分之差未能如愿。以此推论，他在攻博期间，还要被要求学习多少与学术研究无关的课程呢？

　　完整的读书价值观，应该包含功利与非功利的价值。功利的读书，服务于职业需要，而非功利的读书，则服务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现在，非功利的读书价值在逐步退化，而功利的读书价值观在强化，学校的教育基本上围着功利的读书价值观打转。简而言之，就是“学历加工厂”与“职业培训所”。

　　这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学历数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大学的学历教育，还可借一定的用人制度，给学历以价值，而当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大学学历人口数快速增长，学历的价值必然降低，读书的功利价值随之贬值，很有可能演变为“读书无用论”。

　　当然，只强调读书的非功利价值，那么，同样会产生读书无用论——教育的回报率低(教育回报率一般用每多读一年书收入增加多少进行计算)，还有多少面临生存压力的人愿意花钱、花精力去读书呢？所以，对于“学历姐”，人们还有一种情绪：这般读书，不工作，该不会以读书为生吧？这种读书对家庭和社会有何贡献呢？

　　“学历姐”和“博士哥”的出现，不只是一个个体的传奇，值得学校教育反思，由此更新我们的教育观与人才观。 ( -熊丙奇 作者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