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人口学专家：入园难与普查数据失真有关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在全国范围展开。我国首次将境内的外籍人员归入普查对象，也是十年来对于全国人口状况的最大范围调查。

　　全国人口普查与普通居民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普查数据失实可能造成何种后果？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听他详细解读了人口普查的方方面面。张翼2005年曾被推荐为公安部户籍改革专家组成员、北京市人口总理事。

　　事关每个家庭利益

　　本报调查：如此大范围、周期性的人口普查工作，其意义何在？

　　张翼：人口普查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了解人口变化状况的最有效方法。世界早期范围较大的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当时普查的主要目的在于制定兵役、劳役和税收政策。

　　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主要是国家为制定社会政策进行的一种科学调查。首先我们要通过人口普查确定人口政策，例如社会生育的速度是快是慢，应该制定限制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再比如年龄段性别比是不是平衡平等，婚龄人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都既与宏观政策密切相关，也与微观的家庭利益不可分割。

　　本报调查：我国至今已进行过六次人口普查，这几次普查的内容有哪些变化？

　　张翼：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包括人们的就业情况、就业结构，人口流动，粗死亡率，粗出生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问题，在前四次普查中就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加入了住房状况调查。国家想借此了解居民的居住质量、居住面积和住房位置。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一定区域人口的居住密度。也才能有效配置各种城市公共设施，以满足居民的需求。

　　这次普查加入了对外籍人士的调查，以适应中国市场化、全球化与国际化程度的趋势。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外籍人士越来越多，因此，国家需要了解这些外籍人士在当地的具体状况。

　　本报调查：居民平时掌握的数据中，有哪些来自于人口普查呢？

　　张翼：例如老百姓常说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家庭户规模”、“人口文化程度结构”、“婚姻结构”等，就只能在人口普查中得到最准确的回答。没有人口普查，我们是拿不到这个数据的。

　　另外，老年人的数量、老龄化水平、人口死亡率等也来自于普查，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旦老龄人口超过一定的比例，年轻人的负担会加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外，不同年龄段儿童数量的多少，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出生高峰期”等——比如某个时期新生儿很多，那么到了上小学的时候，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入学压力就会加大，而如果某一个时段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么他们分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些数据，都是可以通过人口普查发现的。

　　剩男也受学术界关注

　　本报调查：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的，您能否举个例子？

　　张翼：比如老百姓都很关心的老龄化问题。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还比较低，但这个老龄化数据是结构性的。如果按户籍算，农村低城市高；而按照常住人口算，则是农村高城市低。没有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就可能忽视城市本身的养老压力，但从微观看，家庭的养老压力已经显露出来，家庭的4：2：1结构正在形成。

　　目前城市的低端养老院几乎没有，两三千元的养老院有，但一千多元的养老院少，城市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而农村更面临着 “未富先老”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制定相关政策。

　　本报调查：对于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是否也同样需要政策干预？

　　张翼：按照现在公布的数字，2009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9：10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是116：100。这说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长期失调。当新生代人口进入婚龄期后，就会发生严重的“婚姻挤压”。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的贫困男性，可能找不到配偶，这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这次普查这个比例还没有下降，我们就需要反思我们的人口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偏远的农村。因为一部分农村女性流入到城市，满足了城市里男性的婚姻需求，对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男性，就会造成大的影响，甚至出现光棍村的情况。另外城市出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难问题。也是当前中国人口学界、社会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男多女少？因为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我们就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这样可能会抑制对生育性别的人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