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候鸟”暑期东南飞为何频“折翼”？

　　超杰和蕊蕊的父母,一提起刚离开人世的一双儿女就泪流满面。上个月末,这对刚从安徽来杭州与父母团聚的小兄妹,在外出玩耍时跌入公园的池塘溺水身亡。

　　在这个暑假,大量外来农民工子女像“候鸟”一样“迁徙”到我国东南地区的大小城市,和父母享受久违的天伦之乐。但相见的喜悦刚过,就频频发生“小候鸟”溺水、失足跌落、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等伤亡事件。

　　进城“小候鸟”连遭“折翼”

　　7月3日,杭州下沙1名小孩溺水身亡；7月7日17时左右,萧山3名中学生在浦阳江游泳时不慎溺水身亡……据粗略统计,今年夏天,仅浙江地方媒体报道的外来务工者子女因为意外溺水死亡的事例就已不下20起。

　　其他的意外事故也频频发生:7月13日,外来务工者杨源树和韦发荣因为与邻居发生争执,6岁的儿子被邻居砍了10多刀,送到医院时已出现失血性休克；16岁的“小候鸟”小卢,为了捡掉进河里的篮球,再也没上来……

　　这样的意外伤害事件每年都有发生。杭州市疾控中心曾对杭城中小学生意外伤害进行了连续两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民工子弟意外伤害明显高于本地少儿,而意外伤害几大“杀手”依次为跌落、锐器切割伤、异物卡喉、烫伤、碰击伤、烧烫伤、咬伤、触电、溺水和交通伤。

　　据了解,“小候鸟”是农村大量劳动力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后,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据浙江省公安部门统计,2010年,仅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就达到1944万,其中超过1600万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在浙江嘉兴市,70%的工人都是外来人员。

　　“他们大多年轻力壮,处于适婚和生育年龄。假定其中的1/3育有子女,且夫妻双方均在浙江打工,那么至少可能产生超过300万的留守儿童。”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杨建华说。

　　一位杭州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暑期到来后,从中西部地区发往杭州的火车上,每天至少可以看到数百至上千不等、从农村进城与父母团聚的“小候鸟”。

　　为何受伤的总是“小候鸟”?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高强度的工作、超长的工作时间、相对恶劣的居住条件和相对拮据的收入水平,使得这些在城市里举目无亲的外来务工者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飞”来与他们团聚的孩子。

　　来自江西的夏菊花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不知名的服装小作坊里打工。为了赚钱,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多的时候甚至要工作16个小时,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舍不得休息。“我们是计件工资,干得越多,钱才能拿得越多。不单老板希望我们加班,我们也想多赚点钱补贴家用。”夏菊花有些心酸,“每天和儿子团聚的时间,就是搂着他睡觉的时候。”

　　据了解,杭州市余杭区警方针对近段时间频频出现的孩子意外事故,对当地的安全危险因素进行排查后发现,仅没有安全标识、且存在危险的水塘就有100多处。

　　记者在杭州半山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附近看到,废弃的水塘、缺乏安全措施的在建高楼、鱼龙混杂的居住环境、缺乏管理的交通环境等,都为缺乏成人有效监管的“小候鸟”们日常活动安全埋下了隐患。

　　“暑假到了,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孩子,在池塘里游泳,在建筑材料堆放的地方跳上跳下,还有拿着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生锈刀片玩耍。根本没有大人管,看得我们都心慌。”杭州半山居民韩晓明告诉记者。

　　来自安徽的张水国苦笑道:“几天前儿子玩耍时摔得右腿脱臼,这几天索性把他锁在出租房内。”在杭州开出租车已5年的吉林人李华强,每天给孩子几元钱让他去网吧玩。“城里的暑假培训班起码要上千元,是我近一个月的工资,哪里负担得起?”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认为,对于“小候鸟”来说,充满新鲜感的大城市也充斥着安全隐患,民工父母疏于监管,又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照顾,相比于他们熟悉的农村环境存在着更多的危险。

　　将外来人口纳入关注体系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建华认为,从深层次而言,“小候鸟”的存在折射出中国巨大的城乡鸿沟。由户籍造成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一直存在,民工和民工子女并没有被纳入社会公共政策给予关注的体系之中,无法在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和城市居民享受公平的待遇。城市生活成本过高,这是造成“小候鸟”暑假才能东南飞,没法享受正常亲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小章说:“绝大多数农民工自己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多的是为了下一代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但仅教育一项,就足以打破他们的梦想。”

　　据了解,尽管国家明令要求流入地的公立学校在招收学生时,不得拒绝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但事实上,学校只能在满足本区域户籍人口入学的前提下,才考虑接纳外来民工子女,而且还为此设立了苛刻的成绩关和面试关。而仅有的几所民工子弟学校,则根本没有能力接纳如此庞大的民工子女人群。即便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在城市里就读,但目前我国不同省份的高中教材不同,高考以省为单位出题,这给户籍仍在老家、高考必须回原户籍的民工子女跟随父母到城市生活设置了人为障碍。

　　杨建华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首先要改变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是外乡人、是过客、是体制外人群的观念,从体制上来对他们进行扶持和帮助,让他们有机会共享公共资源、政策和权利。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让更多的外来人员及其子女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图书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文化活动中心等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并且提供他们和城市孩子交流的平台。“这对他们和城市孩子都是一种成长体验。”新华社记者张乐、商意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