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难出好校长(2)

　　学科设置权成为对高等教育的紧箍咒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校长任内实现的突破有哪些？另外，受限于体制原因，你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有哪些？

　　江平：我在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内，比较大胆的一个举措是实行学分制，或者说是比较自由听课的做法。现在这个是比较习惯了，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新鲜的事情。虽然我被免职后有人说我是自由主义、自由化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指责，但我不后悔。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的，我想有两件，一个是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校长没有太大的权力。比如当时规定文体课的比重占多少，我认为中国的高等学校比起美国院校来说，这是很突出的一点。高校应该有它的自主权，或者有设置课程的自主权。不久前我听说不仅政治理论课中央要统一编教材，甚至法学的一些课程，中央也有统编教材的计划。这样的话学校就没什么自主权了，老师也没什么自主权，不能够突破课程的规定，也不能够突破统编教材的规定，必须按照统编教材讲课，那会扼杀了高等学校的自主性，将是很大困境。还有一个没做到的，就是实践课。拿一些案例来讨论，诊断式教学，但那需要小班授课，当时没有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你带领领导班子每月接受师生质询，是你的发明创造吗？领导班子内部有人对这个方式有意见吗？

　　江平：也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应该说当时学校为了解决学生中的意见，有的学校就搞了对话会，我想对话会在当时来说是沟通校长和学生之间的很好的方式。所谓对话会就是把学校最近的一些措施，学校准备怎么做，向学生透露，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加强相互理解。比如学校当时复校以后，校舍面临着巨大困难。我们要校舍，北京市文化局就是不给，我们交涉过多少次最后还有很多困难，这些情况摆在学生面前，学生会理解，要不然他会觉得学校无能为力没有去要过这些校舍。第二个是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以及时反馈，能够做到的尽量解决，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办法。学生提的意见当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学习，一个是生活。对有些老师讲课不满意，希望能把实在讲得不好的老师换掉，这些意见很尖锐，我们也确实换了一些老师。这不是一个对立的会。领导班子的人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表面上没有不愿意的情绪。

　　校长求突破很难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给大学校长定位，你会怎么定位？应该是学者，管理者还是行政官员？

　　江平：我觉得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学者，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不是教授没法当校长。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一个公选公推。大学校长应该有一定的管理才能，我倒不主张他必须是专门的管理人才，必须是从教育部下来的官员，没必要。像美国，大学校长轮流担任，只要你是教授，而且是公选的，认为你这个人有一定的管理技能就可以任职。没有必要专门去培训管理才能，因为有下面的人员来帮助你。外国的大学校长就一个(任务)，去要钱，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去为大学募捐。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在现有体制下，一个校长是否可能改变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下，有没有空间去发挥？

　　江平：中国的体制可以说两个问题是关键的，一个是高等学校行政化，这你们应该看到很多了，行政官员，学科带头人，谁当上院长、校长，谁就变成学术带头人了，他们就拿到了学术资源。学校的级别，有部长级的校长，有司局级的校长，甚至教育部的官员直接来当校长，像这些都是行政化的体现。第二个是高等学校的思想僵化。思想僵化有很大的创伤，课程的设置、内容都要有关部门来核定标准，这个损害太大。有人常常说，为什么中国不能培养几个真正能在国际上拿诺贝尔奖的学者，我看关键就在这儿。

　　大学可以结合市场， 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根叔现象”被社会广为关注。有人认为这是大学校长去行政化的努力，有人认为大学校长不应只限于玩弄网络时髦语言。你怎么评价？

　　江平：我总的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是肯定的。这说明了现在的校长能够和学生更融合在一起，更亲近。我看到最近一些大学校长的讲话，都开始用学生更能接受的语言，以更平等的身份出现，应该说大学校长跟学生中间的隔阂也是自然的，现在很难要求校长都能跟学生打成一片，最后能跟学生更多的交往恰恰是在毕业典礼，所以各个国家的大学毕业典礼是被看得很隆重的，像美国大学就要请很多家长来参加。所以在毕业典礼里面，去掉官话套话，去掉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个就很重要。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大一个改变就是要改变文风。中国的党八股过去延安整风的时候提到过，现在越来越严重，你看看官方的讲话都是套话空话，而且蔓延到各个领域，私下讲话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应该要从中共党内开始。或者说我们从高等学校来说，应当更提倡。高等学校完全没有必要像政治局会议那样讲话，学生一听就烦了。所以我觉得改变文风从校长来开始，提倡讲话讲得通俗一些，学生好接受一些。但是不是就仅以此为满足？当然不能这样。学校终究还有他的理念、培养目标，这些东西是根本。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知识界的人在强调大学应该是精神圣地，但现在的现实环境中，大学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培训机构。你觉得在现实环境中，大学应该怎样定位？

　　江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对于现在的大学有些做法是肯定的，有些做法是不支持的，我赞成大学走向普及化，像现在提出大学扩招，总的来说我是赞成的。有 50%、60%的高中生能上大学，这是好现象。但不能太盲目，现在变成了高级技工很少，很多变成了大学生，这点是很过分的。社会上急需高级技工，应该鼓励这样的教育，德国就是有很多高级技工，而且他们的待遇也不低。我们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也工资低，那能当一个高级技工为什么不好。

　　总的来说，我觉得不要把高等学校太理想化，把他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我赞成。但现在有些高等学校过分市场化、商业化，我是完全反对的。但这也不能怪他们自身，因为经费不够，学校被迫搞创收，这点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只要是国立的高等院校，主要的经费应该由国家预算来解决。同时，我主张像外国那样，在企业家中募捐，要有鼓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政策，以此解决国家预算经费中不足的部分，这比高校商业化好得多。大学可以结合市场，但不能变成市场化的产物。本刊记者/杨时(实习生代双双、李玉敏、朱悦俊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