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难出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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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

　　年过八旬的江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居家背心，一步一步挪到窗前，一边开窗一边念叨着“这天太热了。”茶几上扔着一本他的学生贺卫方与章诒和合著的《四手联弹》，书是香港版。

　　这是江平最日常的生活状态，虽然仍关心时事，但用他的话来说还是“保命第一，真的老了”。他已经推掉了上海、香港众多大学的授课邀请，但是对于中国政法大学，江平始终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之后，在每年一度的开学典礼上，江平仍会奔波数十公里，去为法大新生作一次讲座。“讲讲法治理念，讲讲如何成才。”江平笑一笑说，“他们觉得我比较受欢迎。”

　　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但他的学生们更愿意称他为“永远的老校长”，虽然，他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他的任期未满两年。在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参加的毕业典礼上，江平发言，“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一切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最终的评判吧！”

　　实际上，江平进入高校管理层是从1983年开始的。彼时，刚刚复校不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急缺人才。一直被政治运动打压的江平开始走出人生低谷，以留苏法学专业背景被调入领导班子，任政法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在任期间，江平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编写教材和寻找师资。文革十年，百废待兴。蓟门桥校区被三四家其他单位占据，江平等一众校领导只能在抗震棚办公，学生上课很多人还需自带马扎。与此同时，中国政法大学正在筹备建校。一年后，法大成立，江平顺利提为法大副校长。

　　1980年代初期，左右之争仍然没有完全消散，政法大学中有人议论“现在是右派掌权”。江平对此不置一词，仍然我行我素。“反正我是独立成性的。”如今江平这样回忆。他不参与任何派系，也不找任何后门，只求做好份内的工作。江平和其他教学骨干，在毕业生中挑选了100人，经过简单考试，让他们升为研究生。后来这一百名学生大多留校任教，成为法大建校后第一批成规模的正规师资。

　　在江平80寿辰的纪念文章中，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回忆江平治校期间校园风气的活跃与自由。学生社团层出不穷，大家随意表达观点，有一次，尚在读书的贺卫方组织学生参与罢餐，与校领导激烈辩论，江平也并未怎样责怪，只是帮助解决问题。如今回忆起来，江平说，“很难说一个学校的气氛是由我一个人活跃起来的。但是要说我特别强调了活跃学生的情绪，那倒是有可能。”

　　在江平之前，法大两任校长都由司法部官员兼任，江平算是第一任真正意义上的校长。与官员的谨慎不同，江平似乎更愿意把大学变成民主的试验田。“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有个学者提出能不能让大学民主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让学校更民主一些，更自由一些。”江平说。他鼓励学生自组社团，不审查教师的讲稿，每月一次带领领导班子接受师生代表质询，甚至按照学生的反映撤换不称职的教师……

　　但一切尝试和努力终止于1990年，那一年江平被免职。

　　责权不明的体制

　　中国新闻周刊：你担任副院长和校长时，有从学者变成行政工作者或者官员的感觉和意识吗？

　　江平：在我是几乎没有这个感觉的。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开始担任副院长之后，我自己始终没有停止教学任务，原来在本科生中有课，现在仍然有课，所以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脱离了教学岗位；第二个，我主管的是教学，而且当时学校有一些行政干部是属于双肩挑，就是由担任教学的教授同时担起行政工作。他们在评职称的时候仍然评的是教授职称，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称；我回国之后被压抑了22年，那22年的阴影还没完全排除，不可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做官感觉。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也好，当时的经费情况也好，也不可能造成做官的感觉。那时候也没什么吃喝，在我印象里我当副校长从来没在外面的餐馆请过外宾的客或别人的客，我们都是在自己食堂的二楼好点的房间，稍微炒俩小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