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朱清时的“突围”(2)

　　“撕裂口”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这个小小的事情只是一个开端，直到几个月后朱清时才明白，他的大部分精力都将耗在这类事情上。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这是争取教育部同意南科大今年9月开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朱清时对此很重视，特地邀请多位专家制订出规划，打算按计划采购二三百万元的设备。

　　早在朱清时南下之前，深圳市已表示要为南科大拿出2300万元启动经费。原本以为这些设备采购不会有问题，不料几天后办事人员告诉他，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

　　朱清时对此很难理解，尽管这种行政口吻他再熟悉不过。建南科大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求把一个阶段的采购计划做全做细，实在不太可能。

　　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直到现在，对南科大非常重要的那个教学实验室仍未建起来。朱清时说，目前南科大推进的节奏已落后于计划，自己就像陷到了泥潭里，走一步停一下，着急却走不快。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这几个月我都在做这种事。”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在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什么是“自主权”

　　南科大的团队组建被朱清时视为这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这所大学在筹建之初就有一个明确榜样：在短短20年内迅速崛起的香港科技大学。朱清时雄心勃勃，打算五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领军教授，待遇不低于香港科大。然后再以这些教授为号召，招全中国最好的学生。

　　他现在很心急。在他的计划中，今年9月份招生前，教师就应到位。但现实情况是，他一心要打造的超级精英教研团队仍停留在纸上。

　　在朱清时的办公室案头，摆着一沓厚厚的打印材料，上面登记在册的应聘者已达千人。实际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帮助下，南科大已与国外十多名一流学者达成意向，仅香港科大就有三个系主任级教授确定要来加盟。

　　只是，即便确定了的人员暂时也来不了，因为没有住处。朱清时必须给市政府打报告，经批准后，他才能向对方作出包括住房、薪酬在内的承诺。

　　7月上旬，在一次给南科大“政策”的现场办公会上，主抓南科大筹备一事的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穗明召集全市各主要行政部门负责人，再三强调建设南科大对深圳市的重要性，并声明对南科大可以“特事特办”。但这个“特事特办”还有待写报告审批后形成红头文件才能成真。

　　虽然这条“绿色通道”还未打通，朱清时的权限还是有所扩大。过去规定10万元以上的采购必须招标，现在则放宽到50万元。这让朱清时缓了一口气：“很多东西要购进，都招标的话，我们一年到头就开招标会了。”

　　作为校长，他被赋予的权限真正在哪里，至今仍没有界定。这是朱清时如今最大的困惑。

　　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请吴家玮来创校。香港科大在短短20年内崛起，成为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并驾齐驱的亚洲一流高校。朱清时对南科大期许的最好状态就是如此。“但现在做不到。我们与港科大的最大区别是，当时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放在那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要一笔笔打报告申请，经政府各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才划拨。”

　　深圳市其实“不差钱”，给南科大的启动经费是2300万。只是这笔钱也没有一揽子拨下来，仍然需要朱清时一项一项去申请。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眼下朱清时正在申请一笔数以千万元的机动经费来维持运转。他说，自己在中科大当校长期间，学校账上的机动经费是几个亿。这次向深圳市政府申请机动经费，他没敢多要。

　　但即便如此，有关部门负责人以深圳市没有先例为由拒绝，直到在市领导过问下，情况才有所松动，让南科大就此事写申请报告。报告提交后，目前仍未得到批复。

　　朱清时说他能理解有关部门的做法。对方也是按章办事，无可厚非。南科大对深圳市是一个新事物，当朱清时们与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双方都很茫然，政府部门也只能参照既有的规章制度来执行。

　　“南科大是全新的新生事物，需要政府方面针对它建立起全新的管理机制。”朱清时说。他认为，整个社会的行政化管理思维还很浓重。尽管深圳市曾经承诺“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一心要在南科大推行“去行政化”的朱清时，不得不打起精神，先跟行政权力打交道。他对南科大的设想再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与行政化主导的整个社会对接。

　　南科大的资金来源是深圳市政府，这是一切问题之源。不少人给朱清时出主意，建议他建立一个基金会面向全球募捐。不依靠政府财政，大学校长才能真正硬得起来，这是最彻底的改革。但这一做法将直接触动另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教育部。没有教育部的批准，全球募捐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国内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教育部“转舵”

　　从酝酿之初，南科大其实就与教育部现有规章格格不入。

　　按规定，大学必须先从大专办起，在办学年限、学生人数、图书馆藏书、教师数量、专业系科等方面都达标后，才能依次升格为本科学院、大学、研究型大学。而如今，南科大却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此外，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是采取一种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这也完全打破了教育部对大学的现行规定。类似冲突还有很多。

　　“为什么当初会定下这些规章制度？这从源头起就不允许香港科技大学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内地出现！中国不少大学为何如此死气沉沉，没有活动空间，千校一面？都与这些制度有关。”朱清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感慨良多。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

　　形势对南科大可谓柳暗花明。在南科大最终被批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试点后，朱清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案。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朱清时决定在南科大取消学院和系，这在国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院系对交叉学科有不利影响，取消院系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大学模式，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做到这一步的少数例子之一。”

　　取而代之的是，设几十个研究所及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鼓励教师们依照自己的兴趣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研究，同时接纳本科生在研究所上课和实习。

　　朱清时打算重划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使其尽可能小，尽可能不重叠。学校仍然会有各种办公室，比如教学器材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等，但这些办公室不是权力机构，而是服务机构。这样就把行政对学术的阻力降到了最低，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

　　南科大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朱清时上任之前，“局长”“处长”这样的称呼随时可闻。但朱清时来后，这些官场称谓从南科大全部消失。

　　此外，在朱清时的构想中，学生入学之后不分专业，而是按宿舍来分班，与辅导员、导师住在一起，用一种“书院”制度来培养学生。

　　为了实现他的这些构想，在校园建设方面，朱清时不惜推倒重来。早在他出任南科大校长之前，深圳市政府就已经招标当地几家建筑师事务所进行校园设计。朱清时看到设计图后，认为“风格不对，大而华丽”，他希望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建造校园：厚重、实用、节能、环保。因此不能把行政大楼建得又大又高，不建学院大楼而建能容纳30个研究所的五栋科研楼……

　　朱清时希望他的南科大能给中国高校一个演示。过10年、20年，当人们看出这样的大学有活力，自然就会有学校转到这个方向上，“这样中国高校的去行政化就有希望。”

　　教育需要“特区”

　　回顾10个月来的工作，朱清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与教育部及深圳市等政府部门的磨合。政府在筹建、管理南科大时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体系，用旧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试点，这是出现所有磨合和冲突的核心所在。朱清时想让政府理解，他需要的，是如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教育特区”政策。

　　这个大型实验，对朱清时来说是挣破束缚，撕开裂口；对政府来说，是学习怎样通过更合理、更法治的方法来管理学校。怎么立法，怎么合作，每一步都在试验。

　　南科大的最大好处是一张白纸，朱清时今后仍然可以坚持着完成他的“去行政化”实验，哪怕磕磕绊绊。

　　“我要是陷到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就会很痛苦。”朱清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但当我以一种跳出来的心态，站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正在进行的复杂实验，我会发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找到一些深层次的规律。这些收获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乐趣。”

　　朱清时说自己在南科大只有可能只任一届校长，他的职责是在这5年内创立各项制度，让这所大学良性运转下去。 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