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事件带给高职教育沉思和选择

　　前一时期职业院校不能搞产学研合作，而只能搞产学合作的理念风行一时，并将此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和管理的指导方针。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幼稚和有害！凡此种种，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我国高职教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转型需求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富士康公司青年职工连续自杀事件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富士康公司本身，它不仅给政府、企业和国人以极大震撼，也折射出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准确地说是作为世界代工厂的悲哀和无奈。实际上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我国当前工业化的程度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为了安抚员工的情绪，富士康公司做出了给员工加薪66%的决定。于是一股加薪潮从珠三角地区开始悄然而起。其结果是：不加薪将有更多的“民工荒”出现，使众多的代工企业难以为继；加薪则有更多的代工企业因为不堪重负而破产，或者迫使它们再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包括到东南亚各国)去另谋发展。

　　这种两难选择说明了这样一种现状，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基本上还处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这种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世界品牌、进而营销全世界，而我们只赚取一点代工费的生产方式，直至今天还比比皆是。这一事件让我们深思：如何才能打破我国处在国际分工最低端的这一格局？高职院校尤其是国家示范高职对此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高职教育应承担改变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地位的重任

　　近年来，为了适应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需求，尤其是为了适应众多代工企业用工的需要，高职院校的培养规格进行了彻底的“重心下移”：将培养高技能人才作为唯一的选择，以此与世界工厂的用工需求无缝接轨，结果造成高职院校与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规格大同小异。今天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技能操作层面上的所谓技能型人才，而不是培养既能适应技能操作层面上的需求，又能适应技术操作(或技术应用)层面上需求的中高级技术人才或复合型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纵观国际技术的转移和发展史，日本曾经成功地将美国和德国的技术转移到国内，并进行了技术的改良和创新，其基础正是日本的大学，其中包括大批职业院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实务和工艺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台湾、韩国曾成功地将日本的技术转移到本地区来，并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也得益于他们有一大批卓越的职业院校。这些院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仅让学生具有实务操作的能力，而且还要让学生具有改良和创新技术以及推广应用技术的举一反三的能力。今天，当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技术大举引进国内的时候，作为高职教育的第一方阵的国家示范校，如果也只是将培养只懂使用现有设备的高技能人才作为自己的定位，那么我们就将犯极大的历史错误，中国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就不可能改变。

　　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出现了三个主题词，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球化和中国创造。这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崛起必须要经过的重要阶段。国家示范高职应当围绕这样全新的发展格局，来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和任务。这就要求示范校的院校长们响应温总理发出的大学要“仰望星空”的号召，要有战略思维、战略设计和战略管理的能力，善于将示范校的历史担当与国家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世界制造工厂转变为世界创造工厂的进程中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何时能重现“袁隆平出身于职业院校”的现象

　　然而，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但又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任务。前些年笔者到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去评估，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安江农校：一个纯粹的职业院校。我们赫然发现，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是出在科学研究院系统，也不是出在普通本科大学，他是在职业院校这块土壤上连续奋斗了37年后才成长起来的。

　　这一事实让我们受到强烈冲击的是：职业院校完全可以通过本身的技术研发为中国，甚至全球作出自己的杰出贡献。也让我们感到汗颜的是：至今还没有哪一所高职院校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和具有如此影响全球的技术成果。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前一时期职业院校不能搞产学研合作，而只能搞产学合作的理念风行一时，并将此作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和管理的指导方针。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幼稚和有害！凡此种种，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我国高职教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经济转型需求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过程中，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是最成功的范例。随着高铁技术进军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或许已经开始了由过去以市场换技术，转变为以技术换市场的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大量的企业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和大踏步地走出去，已经成为全球企业。这也让我们深思：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示范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究竟如何改变才能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高举技术教育大旗，重振各领域技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家示范校后建设时期的目标与任务应当适当加以调整。首先，要适当调整自己的发展纲要。要以与当地经济以及本身院校特点相适应的方式高高地举起技术教育的大旗，来重新振兴我国各个区域、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技术教育，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知道，技术教育的高端与工程教育相关，而技术教育的中低端则与以实务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相关。我们既不能人为地将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对立起来或分隔开来，也不能以职业教育来代替技术教育的全部。因此，笔者认为高职示范院校的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要适当高移，即调整为：培养专科层次的、具有一定技术应用能力的高素质、国际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也可表述为培养既有一定的技术应用能力，又具有很强实践动手能力和国际视野的“灰领”人才。

　　其次，按照这样的培养目标要适当调整示范校的教学模式，不仅要坚持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坚持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强化训练等已有的教学模式的有效性，而且还要大规模地引进技术教育与创新教育的理念：适当地强化技术基础知识的教育；强化技术反求、技术转移、技术改良、技术革新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融合于各类课程之内的单元制作、专题制作、综合制作的创新教育或探究式教育的过程；强化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的全球化经济的教育和全球化人格的培养。这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第三，要适当调整示范校校企合作的思路和档次。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学生学习掌握企业现行的成熟的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或生产设备的使用作为校企合作、产教结合的全部内容，满足于将企业的生产过程全部搬到校园里来而津津乐道。而应当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与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像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那样，建立教学工厂或研发作坊，企业与师生联合开发未来的产品，实现用未来的技术武装今天的劳动者，使他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将研发成果的产业化交回给企业去做，使职业院校永远成为引领企业与行业发展的原动力。到那个时候，我国的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高职教育的第一方阵，成为推动和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

　　(俞仲文 作者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