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晖、朱学勤被指抄袭事件,正愈演愈烈。学界内外的讨论、争论,正愈演愈烈。这些争议和讨论,基本上都集中在学术或有关学术的层面上。也许他们没有想到,竟然还可以“低到尘埃里”去看这件事——听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说,同事中提起正在愈演愈烈的汪晖、朱学勤被指抄袭事件,有人竟幸灾乐祸地说这是“知识分子在狗咬狗”。这种眼光和说法,显得学界内外关心和参与争议的人们太书生气,太脱离“实际”。
这是一种什么“实际”呢?是不是包含了这样几点:知识分子不“团结”,让人笑话;“抄袭”之类的问题,不值一钱,不值得讨论。这倒提醒人们,跟其他群体相比,读书人确实傻气得可以,什么抄袭,什么学术造假,讨论这些问题,既费神劳力,又没有一点实际好处。
既然是看热闹的心态,估计是懒得去考虑:读书人为什么而“咬”?想“咬”些什么名堂出来?这样的“咬”对社会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王彬彬们首先想要“咬”明白的是,汪晖、朱学勤究竟抄袭了没有?抄袭到何种程度?进而问题就是:判断学术抄袭的标准是什么?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学术环境?
近年来,学术堕落现象频出,博士、教授甚至大学校长中都有“落水”的。但是,学界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另一种力量。这次,那么多人参与争论,其主流声音是希望以此为契机,净化学术环境。这是知识界的一次自我拯救。知识阶层通常被赋予“社会良心”的责任,学术造假频发,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知识者的社会形象,难以担当“社会良心”的使命。这颗心需要清洗,需要净化。对汪晖、朱学勤被指抄袭事件的争议和讨论,正是知识者自我净化的一次努力。
这些年文化人之间的公案不曾断过,比如李辉揭露文怀沙,易中天又质疑李辉,还有余秋雨捐款门。当时某报记者发问:“这是否意味着知识界内部的道德清算?”
这里有一个错误概念,即“知识界内部”。知识界没有“内部”。当某一类人中间形成一个“内部”时,这个人群就有了一定有别于外部的特殊待遇或利益。过去有“内部电影”,“外部人”只有眼馋的份。刚有煤气罐时,也是“内部人”先享受起来的。说白了,“内部”就是特权或特殊利益的代名词。“知识界”就其整个人群来说,它没有那种在“内部”按“级别”分配的特权或特殊利益。
知识分子是一个开放的群体,来去自由,进出听便,辨认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一看你是不是真有一点知识,再看你是不是关心社会,关心公共利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质,放在别的群体里不是问题的事情,在知识者群体里面就是个事情,在别的群体里不会“狗咬狗”的事情,在知识者中间,就没有办法包住、捂住。因为知识者之间没有利益纽带,所以他们会“咬“。戎国强 本报首席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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