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要谨防“学者”拿曹操墓事当“道德秀场”

　　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论让我们感受到国人对诚信的呼唤、对社会道德能否全面得到提升的忧虑。但同时我们还要谨防那些佯装严谨，拿曹操墓事件当作“道德秀场”的“学者”和借此炒作自己的学术流浪汉——

　　日前，随着河南省安阳西高穴曹高陵发掘的重新启动，曹操墓的真伪问题再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阳考古队队长唐际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曹操墓事件本身以及由此引发的科学精神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操墓缘何引来强烈争论

　　记者：以往我国也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虽然学术争论不可避免，但是此次曹操墓的发掘引来公众的热切关注和一些社会人士的强烈质疑，尚属罕见。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唐际根：仔细分析起来，倒也正常。三国人物大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何况曹操？所以发现曹操墓的消息一经披露，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这是真的吗？”超乎寻常的强烈求证欲由此产生。

　　常识让许多人期待墓葬中一定出土了墓志或印章等写有墓主人名字的证据。当河南省通过新闻发布的形式将当时整理的“六大证据”公布于世时，期待与信息之间形成了落差。质疑是很自然的。

　　现在回头看，或许当时考古部门应该将“证据”收集得齐全一些、整理得逻辑性强一些；或许应该选择考古论证会而不是新闻发布会的方式来公布结果，就不会引起这么多质疑。

　　问题是，墓主身份质疑很快发展成复杂的社会事件。考古学家被无数的“问题”和“评论”包围。但如果统计一下，我们会发现多数质疑声矛头所指的是曹操墓真伪背后的社会现象。有人谴责“墓葬GDP”，有人高呼“‘周老虎’再现”。这是因为此前，个别县市为了本地经济不惜虚构事实争夺名人故里或文化资源，学术界也有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发生。此类现象早已引起了社会不满。曹操墓的发掘将这种情绪带了出来。除此之外，也有人利用事件作舞台炒作自己。在他们看来，充满争议的曹操，可以赚足眼球。

　　我觉得，总体上我们应该正面看待这一事件。它让我们感受到国人对诚信的呼唤、对社会道德能否全面得到提升的忧虑。但我们还要谨防那些佯装严谨，拿曹操墓事件当作“道德秀场”的“学者”和借此炒作自己的学术流浪汉。

　　曹操墓论证与科学精神

　　记者：科学精神是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缺失的灵魂。考古界亦然。您怎么看待考古学应该具备的科学精神？

　　唐际根：我想今天谈“科学精神”，是由最近有学者对曹操墓的质疑而引出来的。

　　科学精神的根本内容应该是“实事求是、探索真理”。一要占有材料，二要探索问题。拿曹操墓的讨论来说，要想否定曹操墓，就该拿出否定的证据来。探索问题，是指考古学不能停留在“罗列发掘品清单”的水平，而是要将真相告诉大家。所谓“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绝不等于只复述材料而不研究问题。

　　最近有学者呼吁：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立足材料，缓作结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对的，都是科学精神的表现。但是，如果仅仅以“科学精神”为名，在不确切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学术活动或者学术成果进行指责，这也是学术界的悲哀。

　　当前，学术界存在两种学术不端：一是曲解资料胡乱放话；二是拿学术当秀场，不脚踏实地研究材料，蓄意炒作。前者很容易被揭露，后者却尚未引起大家重视。但两者都不容于学术殿堂。

　　记者：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此次曹操墓的确认，是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

　　唐际根：西高穴二号墓墓主人的确定，靠的正是地下证据与文献证据的合理“关联”。西高穴二号墓的发掘成果提供了一系列线索，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确认墓主身份的“证据链”。

　　这条证据链的环节包括：墓主人葬于东汉末年(墓葬结构及出土文物都支持)；有帝王一级身份(墓葬的规模、规格以及墓中出土的尺寸超大的圭、璧可证)；生平可能与邺城相关(墓葬东30里有故邺城)；死后称‘魏武王’(墓中出土的刻有‘魏武王’的石牌可证)，去世后不久又被称为‘魏武帝 ’(后赵鲁潜墓志可证)；男性，死亡年龄在60岁以上(人骨鉴定)。墓主人有过丰富军事经历(墓葬中出土有铁铠甲和铁刀)，也是位“舞文弄墨”的角色(墓中有石牌刻“书案一”，并有陶砚同出)；墓主人用过铁刀(墓中出铁刀)；而且生前曾经用香(墓中有石牌刻“香囊卅双”)；墓主人生前有头颈病或头颈不适 (随葬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文献中的曹操死于公元220年，正是东汉末年；曹操享有帝王级身份；西高穴二号墓东30里的邺城正是曹操成就事业之地；曹操以“魏武王”谥号下葬，但死后仅8个月由于其子曹丕称帝，他被尊为“武皇帝”，因而获“魏武帝”之称。他去世时享年66岁。曹操戎马一生；喜爱文学，登高必赋；他打制过“百辟刀”，而且生前用香；更特殊的是，他患有头风病。

　　因此文献中的曹操，是唯一可以以其身世、身份以及个性特征与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相吻合的历史人物。甚至曹操生前要求自己死后墓葬“ 不封不树”，西高穴二号墓也满足了，因为该墓的确没有发现封土。曹操自己在《遗令》中明确要求“葬于邺之西冈”，而唐代以前的文献，对曹操葬在“邺西三十里”均无异词。

　　这条长长的“证据链”，包括死者下葬时拥有“魏武王”谥号，后世却又能以“魏武帝”称之这样“唯一对唯一”的证据，形成了严格的排他性。因此西高穴二号墓的主人只能是曹操。

　　如何看待来自公众的监督

　　记者：考古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具有其特殊性。您曾提出：公众和学者在质疑曹操墓真伪之前，没有做足功课。您认为要想了解这一领域应该具备哪些专业知识？公众如果在学术素质上尚不能充分地了解这一领域，那么，来自公众和媒体对于考古界的监督怎么能够实现？

　　唐际根：考古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有人戏称考古学“小才做不了，大才不屑做，中才足矣”。其实，任何人只要对历史有兴趣，都可以参与到考古发现的讨论中来，不过我建议大家在参与讨论之前多学一些文物考古知识，培养分析考古材料的能力。真正要质疑，就要做足功课，否则很容易出错。

　　例如，最近有人说，西高穴二号墓出土了陶猪圈，因此“要么不是曹操墓，要么曹操是个养猪的”。普通民众或许很容易被这种解释误导。实际上这种解释缺乏常识。随葬陶圈厕是汉魏时期流行的习俗，大量墓葬均出土陶圈厕，现已发掘的7座东汉诸侯王墓，6座都出土陶圈厕。2005年南京上坊东吴墓也是帝王级别，年代略晚于曹操墓，同样出土了陶圈厕。

　　还曾经有人将曹操墓的画像石解释成“垓下之战”。这也是缺乏相关知识所致。实际这块画像石描绘的是古代“七女复仇”的故事。内蒙和林格尔古墓发现过同样题材的壁画，画面有“七女为父报仇”榜题。可见出土文物的解读需要专业知识做基础，并非“人人可得而考之”的游戏。

　　我认为，公众对学术的监督，应该放在对学术机制和科研运作程序上面。学术界有内部监督机制，学术论证会、论文审稿制度等都属于这种机制。公众应该更多地关注这套机制是否得到了贯彻。如果曹操高陵考古成果公布之前未经过论证，如果认定曹操墓的不是考古学界而是其他机构，那么质疑当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本报记者　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