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谱》记录:毛主席对小平问题18次表态(2)

　　小平同志自称“最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记者：《年谱》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邓小平同志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的时候，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最合适”一栏中填写道“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对他的这样一个自我评价应该怎么看？

　　闫建琪: 这个自我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小平同志在莫斯科说自己能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因为之前他在巴黎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在后来的革命经历中，邓小平也的确善于做宣传和组织工作。从担任红七军总政委，到担任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一直是军队的政治主官，政治主官就离不开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主编过《红星报》70多期，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后来到西南局工作的时候，他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也就是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他后来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宣传和组织的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实际上邓小平不是只会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同志曾讲，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什么人才？是治党、治国、治军的难得的人才。邓小平后来成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是偶然的。他确实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小平同志在被打倒期间，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

　　记者：小平同志在“文革”中经历了一个被打倒又复出，再打倒再复出的过程，富有传奇色彩。请问《年谱》是怎样反映这一段历史的？

　　闫建琪:小平同志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从他的自述和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确实是非常被动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他没有思想准备。面对造反派的诬蔑、不实之词、批斗，你说他心情平静，不可能。他也多次提出要向毛主席当面澄清自己的所谓“问题”。但是毕竟小平同志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大政治家，面对这样的逆境和险境，他是从容镇定、坚韧不拔，耐心地等待时机。年谱记载了邓小平在江西被监管劳动期间，给毛主席、汪东兴一共写了9封信，保持同党中央的联系，谈家事，作政治表态，并强调希望出来工作的意愿。林彪事件出来后，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对促成邓小平复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年谱还记录了在“文革”当中主席对小平问题的18次表态。这些讲话总是保护邓小平，说他历史上有战功，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比如毛泽东在1971年8月1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的多次表态，使林彪、江青等欲开除邓小平党籍、置邓小平于死地的图谋未能得逞。邓小平在被打倒期间，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家人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他心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在江西期间，他一直坚持读书学习，坚持听广播，思考的是国家的大事情。通过和工人群众的朝夕相处，他直接了解到基层群众的艰苦生活情况，“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生产受损情况。离开江西之前两次外出的考察，更加深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同时，他还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这些都体现了他在人生波澜起伏的过程中的智慧和远见卓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度。所以他一复出，对世情、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非常准确。

　　邓小平一辈子信念坚定，实事求是

　　记者：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邓小平的过程。在编辑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地方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闫建琪：我研究邓小平十几年了，越研究感情越深。在我们文献研究室有一句口号叫做“研究老一辈、学习老一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两个。一是他坚定的信念。刚才所讲的很多事例都反映了小平同志一生当中不动摇的特点。二是他一辈子实事求是。举个例子，“大跃进”是我们国家遇到的一个大波折，开始大家热情很高，违反了一些经济发展的规律，受到了挫折。对于这段历史，他当年头脑冷静下来后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过去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不住，明天也顾不住。”很朴实的话，这就是他的认识，从不文过饰非，有错就主动承担责任。实事求是这一点还体现在他本人对自己的评价上。1975年-1997年那部年谱中记载了“文革”结束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人家向他汇报，说过去这些事情做错了，他讲，做错了就改，包括我自己定的事情，只要错了也改。实事求是，非常坦率。

　　写历史要学司马迁爱憎分明而又客观公正

　　记者:在编辑年谱的过程中，您除了抱有一种研究人员的严谨的工作态度之外，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感情？比如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如何保证年谱资料的筛选和编辑过程中的客观公正？

　　杨胜群: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写历史，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主观的感情倾向。但是这种感情因素对严肃的史家来讲，不会影响他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像司马迁写《史记》，为那么多人立传，爱憎分明，你能说他不客观、公正吗？说实在的，我们在编辑《邓小平年谱》时，是带着深厚感情的。正是这种感情支撑我们多年如一日精心地收集史料、钻研史料。但是，我们又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所以感情因素并没有影响我们客观公正地反映人物、反映历史。

　　我们记住两条。第一条，不为尊者讳。对小平同志在有的历史时期难免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坚持做真实、客观的反映。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犯过一些错误，小平同志也有一些不正确、不科学的思想认识，我们没有回避。第二条，我们在书中通过披露史料来客观地记述小平同志的言行和经历。这部书的史料特别密集，而且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在书里，我们作为编者没有站出来说话，没有加入主观的评价，坚持留给读者去分析、判断。这也是这部书能够客观公正反映历史的一个保证。

    本报记者 王君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