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巍峙忆周总理:决定搞《东方红》为给文艺界机会

　　犹闻总理击节声

　　本版口述者周巍峙

　　曾任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文委委员等。1949年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1996年后任中国文联主席。

　　-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极为平易近人。因此，我与他的交往，就少了局限。

　　周恩来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说过一句几乎相同的话。第一次是我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道跟周总理谈戏剧改革和民间职业剧团的问题。碰巧的是，三个姓周的人聚在一起，没有旁人在座。周恩来诙谐地说：我是老周，你是小周，周扬呢？就是大周吧。于是大周、小周和老周相视而笑。

　　第二次，这番话是对我儿子说的。那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听钢琴演奏，我长子周七月也去了，周总理出钱让服务员给七月买冰淇淋吃，并对他说：“我认识你爸爸，本来我是老周，他是小周，现在看来你是小周，你爸爸只好是大周了。”

　　在我的心态中，对周总理也始终保持了亲切甚至亲近得就像“老周”、“小周”的称谓一样随意平常的关系。在我心里，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亲切的师长，让人受益匪浅的朋友。

　　我给你讲讲在民族音乐如何借鉴西方音乐当中的一件事吧。1956年周总理认为，民族的东西一定要善加保护，不能轻易与别人融合，破坏民族特色。在音乐上，他不主张民歌独唱家学习西洋发声方法，学西洋唱法的也不要勉强他们民族化，搞得不中不西。当时确有轻视民族艺术的倾向，尤其在国画、民歌唱法等方面，有的则在吸收、融化当中搞得不够成熟，受到攻击，说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周总理强调民族艺术应受到重视和保护的基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1956年，我代表文化部与苏联舞蹈专家一起筹划建立北京舞蹈学校。有一次，在和平宾馆的一次会上，我向周总理汇报舞蹈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案时，提到一个“全面培养”的问题。周总理听了很生气，说，什么“全面培养”、“全面发展”？就是把民族的东西挤了、搅乱了、洋化了。他激动得拍了桌子。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座，赶快为我打圆场，说那是苏联专家的意思。钱俊瑞说得没有错，当时主要是由于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以及和欧洲芭蕾舞、民间舞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要所有学生把芭蕾舞、外国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先共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科学习，各有所专。事实上，我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主张根据学生考试情况及个人志愿，分到民族舞和芭蕾舞两个系。具体方案正在商定。我把这些情况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他听了后，气也消了。

　　当时，周总理提出“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各自发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针，我当然遵照执行，以此作为组织上保证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必要措施。作为一种措施，我是同意的，可是，在具体问题上，这样做也有“一刀切”的倾向。因此，事后我也仍然很坦白地对周总理说，有的作曲家用西洋的合唱形式唱了中国古诗《阳关三叠》，结合得很好，也很动人，已经“合”了。我虽然没有说“一刀切”之类的话，但是意思是明白的。

　　很多人都担心我会挨批评，但是我知道，周总理绝不会因为艺术思想上的争论，而影响工作，更不会因为有分歧意见而牵涉到对人的看法。所以，我还是提出来了。周总理没有表示意见。但此后，在一次在政协礼堂举行鲁迅纪念会时，歌剧演唱家张权在台上唱了民歌，周总理在观众席中笑着说：“这是周巍峙派！”

　　到1963年，随着许多新手法的尝试，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经过提高的民族化的音乐佳作；中西艺术技巧适当吸收、融化，又有了一些较成熟或成功的经验。这时，周总理的观点有些改变了，他看到，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之外，的确还有第三种样式。1963年10月，有一次，他在西花厅同齐燕铭、张致祥和我一起谈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时，他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管的工作很杂。你是艺术局局长，工作也是包罗万象，是艺术总理，也姓周。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周总理决定搞《东方红》，是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

　　1964年《东方红》的创作令我终生难忘，也是收益最大、最受教育，也最愉快的一次创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拿出那么大一台歌舞，除了责任以外，没有心情舒畅、大胆创造，那是不可能的。

　　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那时文化部、对外文委和中国音协正在筹备“北京音乐节”，重点介绍亚、非、拉的民间音乐。按照当时的惯例，举行这样大的演出而且涉及外国音乐节目的音乐节，应当除报外事部门批准外也应报请中宣部，但是，对外文委、文化部既没有向中宣部通气，也没有向周总理请示。1964年7月17日，周扬同志在中宣部检查这一工作时，对文化部和对外文委提出了意见，认为这类重大涉外的文化活动要慎重考虑处理。可能是周扬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在17日以后到7月底以前，周总理召集了中宣部、文化部、对外文委、中国音协等方面的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连续开了几次会，也批评了文化部和对外文委。他认为，“北京音乐节”的安排考虑不周到，怕效果不好；周总理提出，在国庆时要演出表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歌舞节目。这些会我都参加了。

　　此前的1964年5月，我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期间，曾经看过一部歌颂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看过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其他文艺团体也先后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舞蹈《大刀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另外，不论是大革命时期、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产生过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传唱，把这些节目和有关历史资料，更好地进行选择和编排，加工提高，可以创作成一部表现革命历史进程的、高质量的大歌舞。我把这个想法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和陈毅总理商量之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文艺界整风运动十分紧张，文化部已开始检查，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正在举行，江青、康生对文化工作提出了许多蛮横无理的批评和极“左”的要求，搅得中宣部和文化部难以正常工作。在这时候，周总理却决定搞这次大活动，我事后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周总理为了给文艺界一个表现机会，说明这支文艺队伍在革命文艺工作和创作方面是很有成绩的，是可以信赖的，能够搞出一台意义重大的有较高水平的大歌舞，给国庆十五周年献礼的。

　　事情定下来后，我经过和周扬同志以及部队领导等有关同志仔细研究，提出了抽调创作人员和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的名单，并迅速拟出了创作方案和排练计划，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总理7月31日批准了我们的计划，并成立了以周扬为首的领导小组，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此时，距国庆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全体人员完全集合起来召开动员大会是8月12日，而进行彩排审查是9月15日，可见工作节奏是多么快了。

　　周总理自始至终都亲自领导着《东方红》的创作，说他是这部大歌舞的总导演一点也不过分。据我日记和有关材料，周恩来总理至少参加过17次有关《东方红》创作的活动，讨论、观看排练及演出，讨论《东方红》电影的拍摄方案等等。那时，我每天都要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一次，向总理汇报排演过程中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向总理请示，或总理办公室的人通过我向剧组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可以说《东方红》每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每一个重大情节的安排，都有周总理的一份心血。

　　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次历史事件怎么在大歌舞中表现出来，这是总理最关心的，他不但要求突出地表现这几次历史事件，还要求艺术上的尽可能完美。那些日子，周总理晚上接见外宾或者参加晚宴后，只要稍微有点时间，准要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的创作现场，有时候是认真地看演员的排练，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创作集体的同志讨论问题。

　　在创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曙光”这一场时，剧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我就亲自跑到音乐研究所去查资料，终于找到了当时一首民歌的歌词，题目叫《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我兴冲冲地拿给总理看，总理看了，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也表达了毛主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历史性结论。后来，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的歌词谱了曲。周总理反复读了歌词后，又对舞台布景提出了建议。他说，在这场天幕的左侧，要出现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光芒四射的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旗帜，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头像的红旗，在这两面旗帜的导引下，行进着中国革命的队伍。

　　在《东方红》描写解放战争这一场里，我们没有看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只看到解放大军气势磅礴的渡江场面和占领南京时的欢乐场面，这也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设计的。

　　是否在《东方红》里唱《游击队歌》，当时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这首歌过于轻松，抗日、跟鬼子斗争哪有那么轻松？总理却认为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总理还说：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刚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

　　一次，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的日本芭蕾舞团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一起到人民大会堂《东方红》演出的后台。我也陪同。参观中，松山树子提出了一个灯光设置上的技术问题，她以为，这样的问题，肯定是陪同参观的技术人员回答了，可是没想到，周恩来总理随口就解答了她的问题。她很惊奇，一位总理怎么会了解这么细小的事情呢？当她知道，整个大歌舞都是在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关怀指导下完成时，松山树子泪光闪闪，她说：“你们是幸福的，只有你们中国才有这样的总理啊。”的确，能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我们真是幸福的。

　　-周总理给我三次来电话

　　谈到周总理的领导艺术，或者说是工作方法，有很多话题。这里我只谈谈周总理给我三次来电话的事情。

　　第一个电话是1963年。1963年，文化部组成了一个小型艺术团，准备赴日本访问演出，临行前照例要请周总理和其他有关领导审查节目，其他都顺利通过，只有曲艺演员杨乃珍的打扮出了点问题。她穿了一件大红旗袍，旗袍的门襟上还绣了只金光闪闪的凤凰，一条黑亮的大辫子搭在胸前，这打扮可说是端庄富丽。可是演出结束，有的领导干部提出来，说一条大辫子是旧社会的女子发式，凤凰也有封建色彩，这么打扮合适吗？我当时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我当时就说：我几次去云南就看到有些姑娘是一条大辫子，广东妇女也有这样梳辫子的，这是妇女们的审美趣味表现，谈不上什么封建不封建。可是杨乃珍经人家一说，虽然没有决定改妆、换服装，可心里却开始打鼓了，她害怕自己的打扮有损新中国的形象。

　　她们先到广州，然后由香港转道去日本。杨乃珍没有想到，她到广州的那天夜里，领队就向她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告诉她要大方、端庄，说大辫子和凤凰是中国传统风格，不是旧社会的打扮。一下子，杨乃珍心里踏实了。可她哪里知道，为了传达这几句话，我却忙活了大半夜。

　　就在艺术团出发的当天夜里，我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审查节目的时候太匆忙，没有仔细谈他们的安全问题，林林同志对日本很熟悉，也有不少日本朋友，希望他多关心团员的安全，不要单个人出门。另外，有人给杨乃珍提了意见，恐怕她会有顾虑，也要做做工作，大辫子是中国的传统风格么。最后，他似乎还提到杨乃珍演唱评弹《晴雯之死》时，要强调晴雯的反抗精神。

　　接到总理的电话，我马上行动，先找广东省，再查广州市，曲曲折折，才找到艺术团的驻地，等我向林林同志传达完周总理的指示，已经是后半夜了。

　　第二个电话是在1964年，也是夜里给我打来的。这一年，海政话剧团排演了一部反映非洲人民革命的话剧《赤道战鼓》。我陪同周总理看了这出话剧。可能是总理看过话剧的第二天的夜里，我在解放战争时期落下的头痛病又发作了，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十分难受，忽然电话铃响了，我知道这么晚来电话准是找我的，极有可能是周总理。可我实在一下子起不来，就让我的夫人王昆先接一下电话，果然，是周恩来。我强打精神接过电话，周总理说：“我是周恩来，你查一下，《赤道战鼓》里有个情节，非洲黑人革命者学《毛选》，你看看是在斗争前学的呢，还是在斗争中学的？”

　　放下电话，我明白了总理的意思，周恩来一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也不同意“革命输出”，他觉得如果黑人是在革命前学习《毛选》，就有一种“革命输出”的味道，而在革命中的相互借鉴就另当别论了。接到这个电话，我不顾疼痛，赶忙找人查询，连夜给周总理回电话。

　　周恩来给我打的第三个电话，也是像朋友那样请我去关心一下另一位艺术家。那是在1965年。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我和王昆是一个住在和平里东方歌舞团，一个住在文化部宿舍，只有星期六才共谋一聚。那个星期六，我到王昆住处那里，碰巧又让煤矿文工团的同志撞上，非拉着我到团里排演厅去帮着审查节目。节目开始没多久，忽然有人来叫，说总理来电话找周巍峙。

　　这次电话是为舞蹈家白淑湘。总理对我说，前几天白淑湘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江青，江青一直不依不饶，说她的立场有问题，还牵扯上家庭出身问题，白淑湘感到压力很大。周总理让我告诉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让他找白淑湘谈谈，给她做做工作，说如有缺点改了就是，家庭问题和她无关，如不信任她，就不会让她首演《天鹅湖》和《红色娘子军》的主角了。总理还让我给芭蕾舞团打招呼，不要扯她的家庭历史问题，去掉她的压力。

　　我用最快的速度分别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又到芭蕾舞团了解情况。原来，前几天在江青拍《红色娘子军》剧照时，白淑湘并没有什么错处，而是江青突然变脸，不高兴，有意找茬儿。我又把了解的情况侧面向总理作了汇报。

　　-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

　　大约是1966年年初，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从京剧现代戏创作组找到北京饭店，要我组织一个现代题材歌舞晚会，招待一位阿尔巴尼亚贵宾。演出结束后，他提了一些意见，对某些节目不满意，我向文化部汇报了周总理的意见，就又去抓创作了。我完全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浩劫会持续十年之久，更没有料到，我和周总理就再也没见面的缘分了。

　　周总理后来在不同场合提到我。1970年周恩来去朝鲜访问，在文艺演出中听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又想起了我这个曲作者，他又找人来问：周巍峙在下面好不好，王昆在部队怎么样？当时文化部干校里正放映电影《打击侵略者》和记录周总理访朝的彩色纪录片《兄弟中国人民的使者》。我在干校劳动时，我们的连长还偷偷问我：《志愿军战歌》这首曲子是不是你写的？此后，连里的同志对我的态度也大有改变了。

　　1973年6月，朝鲜艺术团在北京访问演出，又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听着那昂扬的旋律，坐在台下的周恩来不由自主地打起拍子来。看完演出，周恩来去“十大”中央代表区开会，他特意找到当时负责文化部工作的于会泳，不满意地说：“来，有件事和你商榷商榷，人家朝鲜都唱《志愿军战歌》，我们为什么不唱？”于会泳搪塞地回答说：“也唱。”事后，他就让总政歌舞团唱了一次，实际上“文革”中从没唱过。周恩来继续追问：“周巍峙有什么大问题？有问题不也是工作上的吗？王昆就更没有问题了，她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演《白毛女》有功劳，很有贡献么。”

　　就是在我感到最委屈、日子最难熬的日子里，我夜里常常梦见他。我的梦里经常有这样的场景：我和总理整夜长谈，我诉说我的委屈，我对运动的不理解，我对他的思念，说以前没来得及和他说的话。总理也说得很多。可是，一觉醒来，我却只记得我说过什么了，总理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不过，每次梦醒来，我都有一种安慰，我能记得他那温暖的眼神、理解的表情。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6月30日，我得到了“解放”，在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那时，我听说周总理病了，心里十分焦急。这使我获得“解放”后的欢快情绪，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总理的逝世，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哀思。我和王昆还有孩子们当时就有失掉亲人感受。那天，人民音乐出版社收到一张去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讣告，无可争议，同志们把这张讣告给了我。遗体就停放在北京医院一间并不宽敞的告别室里，瞻仰遗容的人很多，队排得很长，我在寒风中等待了很久。最后看见总理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又黑又瘦，这还是他吗？我的心脏急遽地跳起来，感到腿软了，眼前也乱迸着金星，只能对自己说，坚持着，坚持着。我忘记了是如何走出那狭小的灵堂的，而总理黑瘦的脸庞和连成片的老人斑，却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在心底里喊，如果没有这场“大革命”，他会活得很长的！我出来后，向王昆及孩子们描述了总理最后的样子，一家人就在医院门口痛哭失声，久久不能停止。

　　-本版供图/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