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两份文件，对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着手整饬。低俗化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情色恶搞、出格炒作、挑战极限、呈现残忍。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的风行，严重恶化了文化生态，扭曲了价值导向。透视其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正是为了文化自省与价值重建。

　　低俗化节目突破大众道德底线

　　10年前，《非常男女》、《玫瑰有约》等相亲类节目曾风行一时，雅俗共赏的风格使其广受好评。而此番，各类相亲节目卷土重来，名为相亲，实为“抛售”社会话题，尺度极为夸张。与此同时，心理情感类节目也是遍地开花，全国荧屏上，情感类综艺节目已达100多个。

　　情感类综艺节目风行的同时，伴随着争议和非议：“拜金女”马诺、“露富男”刘云超、“艳照女”闫凤娇、“中性女”谢佳……这些话题明星创造了不一般的人气值和娱乐指数，而其言行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无论是想“坐到宝马里面哭”的马诺，还是“财大气粗、拿600万存款到处砸人”的刘云超，都以挑战姿态冲破了传统道德的底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挑战传统道德底线的同时却带来飙升的人气。马诺曾被各大媒体争相追逐，那迪也成了主持人，就连因为不雅视频走红的车模兽兽出场费也翻着跟头往上涨。“封杀了一个，还有千万个勇敢地裸出来。”这是网友对闫凤娇艳照门的点评，也似乎成为各类综艺节目的真实写照。

　　在网上，网民言辞激烈地指责某相亲节目女嘉宾“打着约会的旗帜卖嗲！听她哭的声音肉麻到想吐！”这位网民进而指责该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娱乐无底裤”。有网友总结低俗化节目的共同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要眼球不要脸皮，宁可赤身裸体也要遗臭万年。公众对电视综艺节目低俗化倾向的反感由此可见一斑。

　　娱乐化时代，综艺类节目几乎成为影响文化潮流的主要力量。奚阳是位在银行工作的单身女白领，容貌出众的她差一点走上选秀的舞台，不过她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太可怕了，我看有些选手为了走红真是连脸都不要了，我承受不了那个。”奚阳告诉记者，曾经有公司对她说，想红很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策划走，不要怕负面，话题不断就好，而且暗示，他们和很多栏目都有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一定的出镜率。奚阳似乎心有余悸地说，“想想蛮可怕的，自己说不定就成了电视业竞争中的一颗棋子，他们赚了眼球，我却赔了名声。真庆幸没有加入这个圈子。”

　　网上有人戏称，当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空洞枯燥，电视剧粗制滥造！”“很多时候，你坐在电视机前手持电视遥控器，几十个频道换来换去，就是不知道该看什么。”这客观促成了综艺类节目在众多电视类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各大电视台争抢收视率的法宝。

　　竞争也就此展开，不知从何时开始，一个比一个惊人的话题在节目中被提出，一位比一位“雷人”的嘉宾被请出。如果说马诺的“宝马说”还只是谈条件，那朱真芳的“握个手20万元”则是漫天要价，至于“凤姐”的“豪言壮语”则是赤裸裸地消费无聊。

　　南航社会学副教授张杰说，“转型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极为复杂的道德重建，各种价值观纷纷借助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表达，在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健全时，需要媒体对主流价值观予以引导，这在当下尤为重要。”

　　“媒体构建的公共平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资源优势和话语优势，很多人都想借这个平台出名，这需要媒体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平台优势，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各种可能性的后果，而不是仅仅搭建好一个平台就完事了。”张杰觉得，这也是广电总局出台相关规范的原因。

　　综艺节目应注重价值取向与人文关怀

　　古今中外，人类在文化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拜金从来都算不上一种高尚的品质，甚至于应该受到批判。正因为如此，任意列举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如《悭吝人》、《基督山恩仇记》、《金锁记》、《桃花扇》、《珍珠塔》等等都对拜金主义进行了鞭挞，其价值观更是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一条重要准则。作为大众传媒，电视节目也应该坚持这样的价值观，而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则完全违背了这一准则，赤裸裸地宣扬金钱至上，颠覆了普适性的文化审美。

　　一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更是把普通人的隐私作为最大的卖点：3个家庭30天的试离婚过程、妻子潜伏智擒第三者、女儿跟踪发现母亲与自己的男友约会、公公对儿媳垂涎三尺、“做第三者，我终于享受了幸福”、“女儿苦追母亲的前男友”……当事人讲述个人和家庭隐私，双方在镜头前对质、开骂，个人隐私被娱乐化、商业化，大大激发了大众的窥私欲。再看看这些节目的表现手段，“毒舌”飞舞，嘉宾和主持人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并把这些当成了“幽默”、“时尚”，殊不知，这些恰恰“没文化”，更是缺乏现代人格的表现，对大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中，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是人们尊重的对象。如《祝福》、《骆驼祥子》、《茶花女》等等，深切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使这些作品获得了永恒的文化生命力。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缺乏公正，贫富差距过大，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在社会上处处碰壁，备感压抑。而在一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中，普通人备受嘲弄与压抑，更得不到最起码的理解与尊重。电视节目理应成为“解压阀”，而低俗化综艺节目却给大众增添了新的压力。

　　文化担当意识是综艺节目的生命力

　　一些电视综艺节目为何日益陷入低俗化的泥潭？江苏教育电视台著名制片人周云龙从一个侧面道破玄机：这些节目名为男女嘉宾交友，实为编导与嘉宾交易；名为征婚征友，实为情景表演。真人秀，变成了“假人秀”！因为嘉宾的身份作假，主持人、评委与嘉宾之间的交锋就可以随心所欲、放开尺度，彼此都不必考虑对方的感受、顾及对方的尊严，调侃、讽刺、谩骂、羞辱就可以脱口而出。而且那些激烈的交锋环节，事先可能有彩排，对话也可能有台本，许多出彩的细节，都有精心的设计。一般来说，故事主人公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不可能轻易改变或被改变，但是花钱请来的群众演员或职业模特，你叫他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你叫他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假如嘉宾有借位出名的企图，他(她)的言行举止自然更加无所顾忌。而节目的炒作，当然也会怎么刺激眼球怎么胡来，绯闻艳照，天花乱坠。“假人道出实话真话，并且受到热烈追捧，这一现象反衬的一个事实是，生活中的真人常常说的都是假话、空话、套话。台下不说真话，台上戴面具可以说真话，网下不说实话，网上用假名可以说实话，显然这是社会出了问题。”周云龙强调说，媒体是社会的良知，对社会肌体的病变应该适时发出警示，媒体人应该有这样的担当，要尽心尽力为社会现状的改变“鼓”与“呼”，而不是糊里糊涂地迎合社会的某种思潮去“瞒”与“骗”！

　　综艺节目塑造出来的全民偶像，或者是“俗星”，或者是“丑星”，或者是“怪星”，可以成为反面的“励志榜样”，却无法给人们积极健康的价值指引，这与国外电视节目塑造出的“苏珊大妈”、“珍妮奶奶”大相径庭。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德山说，社会环境与传媒环境“合谋”催生了这些低俗化电视综艺节目：转型期社会，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解构与重构中纠结，很容易陷入物质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传媒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挣扎，很容易一头扎进媚俗化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电视综艺节目，应该扎根于社会文化土壤，更应该优化社会文化土壤，要注重创新，注重感染力，最关键的是，要有文化担当意识，这才是文化艺术作品的永恒生命力。

　　本报记者 贾梦雨 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