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泽民同志生于1926年8 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本文记述了时年26岁的江泽民同志作为肥皂厂接管队伍中的第一副厂长，亲历与英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接管当时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

　　历时数月的移交谈判多在外滩18号进行，这是麦加利银行大厦，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事务所就设在大楼内。

　　整幢大楼，甚至外滩西岸的这条街，都是英人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刻意营造的世界。麦加利银行是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别称。这家老牌银行在1858年成立后五年，即赴海外开分行。上海是首批三家海外分行之一，以首任经理麦加利之名冠称。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花岗石贴墙，雕花大铁门，两根巨大的爱奥尼亚立柱作中段支撑与装饰，一派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麦加利银行的左邻右舍，都是来自大英帝国的“同胞姐妹”。外滩17号《字林西报》大楼，英国侨民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新闻报纸就是《字林西报》，其前身《北华捷报》在1914年发表过利华公司兼并的报道。外滩最高的几幢建筑，是19号汇中饭店、20号沙逊大厦即华懋饭店；而外滩最古老的建筑，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33号，英国领事馆，一幢英式乡村别墅。这些建筑是同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在远东打造的冒险家的游乐园，许多英资企业驻扎其间，大班们出没此地，俨然身居泰晤士河畔，而此地却不似那厢边雾霭重重，明媚的阳光令他们心情大好。

　　与这一带的大楼、裙楼别无二致，麦加利银行楼内也集聚着多家英资公司，弥漫着浓郁的殖民气氛。进出此地的资方代理和华籍雇员，也是西服革履，属于特殊的“ 高等”华人阶层。这是上海开埠之后应运而生的新阶层。他们是洋商指令的接收与传达者，也是执行者。在洋人堆里谋生，如在缝隙中钻营，磨练出他们机敏、犀利、巧言善辩的特性。

　　江泽民同志面对的谈判方，英商全权代表戚惠昌，也是这样游走于外商和中国人之间的高级职员。戚惠昌是浙江宁波人氏，身材壮硕。他于1920年进入白礼氏皂烛公司，又随公司并入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管理层一直都由英国人把持，事务所里设有七个部门，其中六个由伦敦总公司委派英国主管，唯有机构最庞大的营业部由戚惠昌负责。把产品销售的终端部门交给中国人，是英国人的精明所在。他们知道庞大的市场，辽阔的国土，靠几个说着外来语的洋人，再怎么奔波都难以把握，于是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实践证明了这种本土化策略的可行性。正是靠着戚惠昌等人的卖命，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遍布各省市的庞大销售网络。有位当时在苏州担任销售员的职工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是辽远边境和穷乡僻壤，只要有人烟之处，务必配备足够的销售员，因此那时无论大小城镇还是荒僻所在，都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推销员的足迹，大小商店内也能看到他们五光十色的肥皂和化妆品。”据江泽民同志回忆，当时国内销售点有八十多处。

　　英国大班撤退后，任命戚惠昌为全权代表，把公司的谈判事务都交付给他处理。还有两名代理人陈鸿钧和郭锦虹，分别代行管理生产和经营业务。陈自1934年进入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后被提升为会计部主任。郭是1932年起在天津分公司任职，1948年被派收购油脂之差，是英国老板的亲信。三名英商代表都是企业的资深职员，对厂里的生产和业务相当熟悉。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因为谈判对手的背后，是伦敦、香港，一个与新中国的气氛与主张迥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世界。

　　1952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办事处依然在麦加利大厦办公，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江水滔滔依旧，黄浦江上时时飘过低沉的汽笛声。每隔半小时，与伦敦大本钟相似的那只海关大钟就鸣奏一次。戚惠昌在这里进出已有二十多年。英国人走后，他搬进了大班的办公室，乘着从前接送大班的雪莱特轿车。他熟悉楼里的人和事，深谙其中的运行规则，与这里的氛围有种自然贴切的默契。可以说，这里是他的“主场”。虽然他也知道英国人气数已尽，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扮演牵线木偶的角色，终究是一件尴尬事情。他本人对生产经营并无兴趣，职工们又怨声载道，对他甚为不满，认为这样搞下去工厂没有前途，毫无希望……身处矛盾焦点，戚惠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思前想后，为摆脱困境，他主动去要求外事处代为介绍，将企业出租、寻找加工订货或转让，以缓解生产经营危机……

　　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就在这样的局势下，走进了麦加利银行大楼。

　　那年仲春，江泽民同志穿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从边门进去坐电梯，上到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事务所占据了一整层楼面，十分气派。这里是整个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和企业的总部，掌管着公司在华所有的供销业务及财务核算，位于杨树浦的庞大的肥皂厂，只是公司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

　　肥皂公司事务所有一百一十五名员工。江泽民同志在营业部的大办公室里，与几十位职员一起办公。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对手开始彼此打量，在相互探究中过招。一个身材精干、略显清瘦的老革命军人，在英商大楼的打蜡地板上，照样卷着裤腿走路、办公，爽快的话语中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另一个则是身材颀长、戴着眼镜的共产党人，英姿勃发，而且如此年轻，他毕业于名牌大学，英语听说写读没有障碍……如果说，领衔挂帅的厂长还符合戚惠昌想象中以枪杆子打江山夺天下的共产党人形象，那么江泽民同志这样的对手是大出戚惠昌意料的。

　　大办公室敞开的房门中，时时传过隔壁戚惠昌与伦敦和香港的通话声。江泽民同志留意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收集着每一个信息，经过冷静的筛选与分析，形成下一步行动的决策。半个多世纪后的 2006年，江泽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

　　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江泽民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江泽民同志后来还说：我跟戚惠昌学了很多。周伟回忆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日常接触中，江泽民同志都没有摆出接收大员的气势，没有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主动接触，坦诚相待。

　　江泽民同志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这位高级职员。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谈判前期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香港方面，此时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他们希望以颐中烟草公司的模式，将资产和债务一并交由共产党接管(Take over)。不过，戚惠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底。他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不断的接触和交往，才逐渐认可这些谈判对手的。半年以后的 10月27日，他将与香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厂副厂长江泽民同志，并对他讲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写给市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信中记录了这些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