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刚落的季节，天气已经开始燥热。

　　从同事那儿听说华君武离世的讯息，心中顿时涌起一阵伤感。放下手里的杂事，翻箱倒柜找出多年前的采访录音，闻声如面，那位睿智、优雅的长者恍若就在眼前。

　　也是这样的季节，也是这样的6月。 9年前，我采访了华君武先生。

　　可如今，先生已经走完了他的漫画一生。

　　在《东北日报》的4年，让华君武与《辽宁日报》有了深厚的渊源

　　时间回到9年前。 《辽宁日报》创办《人物》版。最初的难题是——待选的人物太多。究竟要采写些什么色彩的、哪个领域的人物，颇费周折。商讨再三，将《人物》的视野聚焦到了文化界。

　　为了这个版面一出来就不同凡响、兼具《辽宁日报》特色，我们决定把自己作为源头，从《辽宁日报》的前身《东北日报》出发。当时圈定了两位和《东北日报》有渊源的人物，一位是刘白羽，另一位就是华君武，他们都曾在《东北日报》工作过。

　　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名字全部响当当。

　　紧接着，我被嘱采访华君武。

　　能采访华君武这样的人物，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前，我虽有点儿采访实践，但基本没采访过什么名人和大师，领命后，不免有些紧张、惶悚。

　　那年春天，几经周折，我总算是找到了华君武家在北京三里河寓所的电话号码。 4月底，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冒昧地打电话联系，说要采访这位漫坛泰斗在我们《东北日报》当年工作时的一些事儿。赶巧，是华老接的电话。略带杭州口音的他说：“都是些过去的事儿，我已老朽，不必再说了嘛！ ”

　　兜头被拒绝，原是意料中的事，可碰了钉子，我还是有点接不上茬儿。掐着电话，仍不死心地再次表达自己的采访意愿。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都抬出了什么名目，反正最后，华老答应了，但他说自己马上要去杭州疗养，一个月后方能见面。

　　现在想来，华老接受了我的采访要求，还是缘于他对《东北日报》、对辽宁的那份不一样的深情。

　　等待是磨人的。 5月下旬，我第二次打电话预约，家中人说，华老再过3天才能从杭州返回。杭州是华君武生命中永恒的支点，我懂，因为，他是杭州的儿子。 1915年4月24日，他出生在杭州龙翔里，在青砖黑瓦的杭州里弄长大，在青山秀水的西湖边学会了写字涂鸦。

　　一周后，我急不可耐地又一次拨通电话，铃响了好半天，就在我要绝望地放下时，电话另一端终于传来了华老的声音。听得出，老人没休息好，声音里满是疲惫。尽管这样，华老还是和我定下了采访日期，华老说：“电视台的记者刚走，6月6日还要去郑州……”

　　放下电话，我感觉殊为歉然：老人毕竟86岁了。

　　华老的名片只有 “华君武”三个字的亲笔签名和电话，采访就从他的名字切入

　　2001年6月4日上午，我赶到位于北京钓鱼台三里河的南沙沟。这里处于闹市区，但院子幽深，据说住了很多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收发室值班员听说要找华君武，立马放行，并热心地指点了位置。

　　走进来再看，院落很大，树荫如盖，一幢幢住宅楼颇有点年头，但很符合居住者的身份。

　　9时整，我轻轻叩开了华老的房门，开门的是华老的儿子。走进客厅，上穿靠色汗衫、下着同色系便裤，鬓发雪白、气色却不错的华老正等候我们的到来，热情地给我们让了座。

　　采访之前，我打量了一下客厅。房子的格局较老，四白落地，沙发是旧的，写字台是旧的，没有什么贵重的摆设。但摆放随意，舒适。虽与奢华搭不上边，却透出浓浓的书卷气、深深的文化味。

　　春夏之交，落花时节，京城已是酷热难当，一丝风都没有，高大的白杨树掩映在窗外，挡住阳光，给室内添了几分清凉。

　　华老双手递过一张名片，这张素朴的纸片上除了“华君武”三个字的亲笔签名和电话之外，什么也没写。

　　虽然职位很高、职务很多，但“华君武”这个名字的确不需要任何头衔。

　　在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中，我安排了一个桥段，作为采访的开场白。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一个晚会上，有人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打两个历史人物。谜底很容易被猜到了——屈原和苏武，意思是屈服于原子弹、苏联动武。后来相声大师侯宝林在讲这个掌故时，认为谜底应该再增加一位当代人物——华君(军)武，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是不容忽视的。

　　我是中学时代通过这件轶事知道华君武这个名字的，而且我还知道华君武用自己手中的画笔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并作出卓越贡献。

　　听到我讲的这件事，华老淡淡一笑——“我可算不上人物。 ”

　　采访很自然地展开了，切口就是华老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

　　因为不喜欢画静物——大鸭梨，他选择了漫画、选择了革命

　　幽默、妙语连珠的华老打开了话匣子。

　　华老回忆说：“家中没人搞过绘画，中学时教美术课的是女老师金耐先，要求我们每次上画画课都得画静物，画香蕉、苹果、大鸭梨，画得越像分越高，我不喜欢照猫画虎，老师一看我的作业就皱眉头，所以我的美术成绩刚刚及格。 ”

　　华老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知道帝国主义，那时叫列强。那时他特别恨帝国主义，画大鸭梨表达不了他的思想。虽然讨厌静物写生，他对漫画却很感兴趣，觉得漫画可以画出人的好笑的地方，有趣，可以变化，不像画静物那样死板。

　　“1935年以前，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可我厌恶国民党，这些厌恶不是从阶级分析中得出的，而是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中得到的。因为‘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1938年上海沦陷，我们真的成了亡国奴了。我不愿做亡国奴，我仇恨在上海日本租界里横行霸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我也讨厌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内心苦闷、彷徨。某天，我的好友黄嘉音给了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吸引住了，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陕北，那里的空气是新鲜的，呼吸是自由的，人和人是平等的。 ”

　　上海沦陷后，华君武瞒着母亲、朋友和同事，秘密地离开了上海。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是斯诺的《西行漫记》给了他力量。

　　“1938年底，我从陕北公学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高级班学习，后来当研究员、教员。从十几岁开始画漫画，觉得漫画可以表达自己的喜爱，至于文艺到底有什么作用，不太清楚。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的世界观、文艺观带来了转折性的影响，使我在文艺观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文艺的民族化问题。 ”

　　在《东北日报》4年，他放开手脚大显身手画了几百张漫画

　　抗战结束后，1945年8月，作为东北鲁艺文工团的成员，华君武马上奔赴东北，先是被陶铸调到《东北画报》工作一段，后来又被安排到《东北日报》。

　　回忆在《东北日报》工作的4年，华老很兴奋：在延安时条件不行，不能制版，用的都是木刻，所以画的漫画不多。到了东北尤其是1946年底，能够制锌版了，我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大约隔两天就能画一张，4年里，画了总有几百张吧。

　　说到这，华老谦虚地补充：“我刚到东北时，《东北日报》已撤退到本溪，没有制锌版的设备，不能画漫画，所以当了半年蹩脚的新闻记者。我这个记者不会写文章，一写文章就老长老长，有一次几乎登了一整版。刚开始让我到吉林市郊区一个叫江南村的地方搞减租减息，蹲点。那时候工业刚恢复，报道的不多，较多报道农村的。从本溪、吉林，到东丰、西丰都去过。那时没有正式通行的火车，出去采访，看见有运煤的火车，就扒上去，正赶上冬天，不会穿乌拉鞋，人冻得跟冰块似的，眼睫毛都粘在一起，采访时，吃住都在农民家。 ”

　　后来有条件了，华君武就开始画漫画，当时在《东北日报》画漫画的就他一个人。他说：“画漫画起的是宣传、鼓动作用，群众很喜欢。当时《东北日报》的社长李常青、总编辑李荒都很重视漫画，经常帮我出主意，讲事情的背景、社论的精神，我赶着就得画出来。因为是时事漫画，政治上的要求比艺术上的要求要高，当时对漫画艺术本身考虑的比较少，有的时候有一种图解的味道。 ”

　　在《东北日报》4年，华君武画得最多的就是蒋介石，他创造的蒋介石漫画形象，穿一身美国大兵服、光头、高颧骨、凹眼睛、小胡子，太阳穴上贴一块治头痛的黑膏药，从形象到精神，对蒋介石可说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提到这个，华君武笑了：“那时，在哈尔滨等地的街头、火车站到处都可以看见我画的漫画的复制品。因为画了一个成天贴着头痛膏药的蒋介石的漫画像，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把我列入暗杀的黑名单里，罪名是‘侮辱领袖’。 1947年彭真到报社，跟领导说让我上街当心点儿，还发给我一把‘王八撸子’，后来换成了手枪，人笑我佩枪是‘资敌有余，自卫不足’。 ”

　　华老在《东北日报》时，做过编辑部的党支部书记，回忆这一节，他说，那时候，什么事都得管，最难办的就是解决夫妻吵架、闹离婚。也有好处，管人家，自己就得检点，无形中有种约束力，处理多了，逐渐懂得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

　　虽然了解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但华君武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赤子之心，他一如既往地纯真、赤诚，以辛辣之笔始终保持着战斗精神，直到暮年。

　　时近中午，我们告别了华老。他一定要坚持送到门口，让我们无语。

　　我采访之时，华老已经86岁高龄，却依然在创作漫画。尽管已经从鼎盛时期的每年上百幅减少到每年几幅，但老人的漫画人生在继续，足以令人欣慰。

　　花开花落，物是人非。华老于95岁高龄辞世，完满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我们在道一句一路走好的同时，更应当珍重的是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那份辛辣、那份热忱、那份执著、那份赤诚……

　　因为，我们听说，无私的华老，留给家人的东西并不多，他绝大多数作品此前都已捐赠给中国美术馆等文化艺术机构。

　　本报记者／丁春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