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在文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成就显著。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象征。

　　钱钟书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大家共同的心声。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有一般才子的恃才傲物，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现举一两例，试着拨开云雾，看看钱先生的真性情。

　　似乎不是在发言， 而是在“表演”

　　1978年9月至1980年底，是钱钟书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大放异彩的时候。一位叫费景汉的汉学家，这样描述在一次座谈会上的钱钟书：

　　会场上最出风头的要算是钱钟书——他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善于征服别人。他在茶话会上提到一位美国诗人，会用优美的英文背诵一段那位诗人的诗作；提起另一位德国诗人，又会用标准的德文背诵他的一篇作品；再提及一位拉丁诗人，他也能用拉丁文来背诵一段。这些诗人未见得是什么大诗人，提及的诗作也未必是他们的重要之作，但钱钟书却能出口成章，流利地背出，真是把在场的美国人吓坏了。

　　有人这样谈观感：钱钟书似乎不是在发言，而是在“表演”。两个小时“表演”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实，这些吓坏了的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有一部真正能吓坏他们的书，正在由中国大陆的中华书局出版。这就是《管锥编》。不知道《管锥编》的这些美、法、意、日和东欧的汉学家们，却都知道《围城》。与国际文化界隔绝多年的钱钟书，也是在“文革”后再次走出国门才知道，大洋彼岸已有人译出了或正在翻译他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这部小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欣慰。

　　早在40年代就认识钱钟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在7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题为《追忆钱钟书先生》的悼文。起因是在当时，海外误传钱钟书逝世。日本的荒井健教授随后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钱钟书先生的哀思。此番，在海外，悼念者、被悼念者聚首一处，彼此端详过后，不免开怀大笑。

　　台湾作家水晶在他写的《侍钱“抛书”杂记》里面，为他的偶像钱钟书勾画了传神的肖像，给人印象深刻——

　　钱先生是下午二时来到加大东方语文学系的系主任室兼接待室的……温熙和蔼，和他犀利拔尖峥嵘恣意的笔锋，决不搭配。他坐在那里，四下望着一室不多的几个人，四方脸，浓眉，一副新型黑框近视眼镜，白皮肤，整齐的白牙，望之俨然四十许人，简直漂亮齐整得像晚年的梅兰芳先生，虽然按照官方记录，今年应是望七高龄的老人了……

　　临行的时候，我说准备了一些书，想送给钟书先生，当做“纪念”，不知道他可有兴趣“笑纳”？他说行囊太重，不及加磅，还是直接寄到北京吧！他又说临行之时印了大批的名片，现在正好派上用处。他随即掏出一张中英文名片来，正面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钟书。

　　钱先生与孔方兄

　　姓钱的钱先生，一生似乎没有真穷过，也似乎没有发过财，应该说他是一位精神的贵族。

　　困居上海孤岛写《围城》的时候，他窘迫过一阵。辞退保姆后，由夫人杨绛操持家务，所谓“卷袖围裙为口忙”。那时他的学术文稿没人买，于是他写小说的动机就多少掺进了挣钱养家的成分。一天500字的精工细作，却又绝对不是商业性的写作速度。恰这时黄佐临导演上演了杨绛的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并及时支付了酬金，才使钱家度过了难关。时隔多年，黄导演之女黄蜀芹之所以在如鲫的导演堆里独得钱钟书亲允开拍电视剧《围城》，实因怀揣老爸一封亲笔信的缘故。钱钟书是个别人为他做了事一辈子都记着的人。黄佐临40多年前的义助，钱钟书40多年后还报。

　　进入80年代，从天上往钱家掉金子的事接二连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竭诚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像这样的价码，着实让人咋舌，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也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他们专门派出两个人远渡重洋，叩开钱府的门，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他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

　　对送进家门的硬通货不屑一顾的人，却忽然有一天玩性大发，要做一回富翁。那是1979年冬，钱钟书收到四册《管锥编》的8000元稿费，10元一张的钱票摞着挺显厚。钱钟书把钱一分两半装进两个纸袋，一边拍打着一边对杨绛说：“走，逛商场去。揣着钱不买东西，做一回富翁。”杨绛说，这何必呢？一边说一边还是随他出门了。只见钱钟书将两袋钞票分别装进羽绒服贴身的内袋里，拍拍打打，晃出家门。

　　“大富翁”夫妇两人径往商场而来。不知道是衣服里的钱袋鼓呢，还是找到了富翁的感觉，钱钟书看上去昂首挺胸。杨绛紧随身后，宛似特工保镖护驾，一边走，一边不时提醒：“注意提防小偷。”

　　在商场货架的迷阵里，走在前头的钱钟书东走走、西看看，时而倒剪双臂，“王顾左右”，俨然洛克菲勒、包玉刚，一不留神能买走一个商场，走在身后的杨绛暗笑不已。

　　使杨绛暗笑的钱钟书一辈子开不了钱庄。有同事找他借钱，他问：你要借多少？答：一千。钱钟书说：“这样吧，不要提借，我给你五百，不要来还了。”同一个人二次来借，他还是如法炮制，依旧对折送人。他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给他开车的司机出车撞伤行人，急切中找钱钟书来借医药费。他问：“需要多少？”司机答：“三千。”他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千五，不算你借，就不要还了。”

　　凡进过钱钟书家的人，都不禁惊讶于他家陈设的朴素：沙发是用了多年的旧物，多年前的一个所谓书架，竟然是四块木板加一些红砖搭起来的。没有人能弄明白钱钟书究竟看过多少书，但那时他家里却几乎没有书。据说犹太人认为把知识的财富装进脑子里，比置办什么财产都划算、安全，钱公馆主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曾指着孔方兄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个东西吗？”

　　张建术(摘自《魔镜里的钱钟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