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旧体诗词很难学。因为不仅有格律束缚，还需要激情、襟抱和博学多识，甚至还需要天分，故而闻一多先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慨。而且还如郭沫若说过的：旧体诗词里的学问无止境。写诗词能够成家，更是难上加难。

　　在封建时代，凡上私塾者，必学《笠翁对韵》、《龙文鞭影》等诗词技巧，不仅是修养，还为考科举而入仕。科举考试除策论和八股代圣人立言外，是要做试帖诗或赋的。诗出韵或不符平仄，用词不当，都会被剔除。所以，封建时代如清代，皇帝从小也会被训练作诗。一般经过科举出身的官吏都会写诗，仍以清代为例，如林则徐、李鸿章、左宗棠、翁方纲……不胜枚举；有的则成为大家，如龚自珍、纳兰容若、陈三立等。民国以后，不需要靠科举入仕，诗风渐歇，但遗韵犹存，为官者能诗的仍不在少数。以于右任为代表者固然盛名，即不以诗名者也颇有根底，比如国民政府的高官朱绍良，我读过他的诗，颇有杜诗风骨；军界中如戴安澜将军，诗风慷慨激怆，无愧他烈士的归宿。

　　唐宋始，词称“诗余”，原为歌咏之用，在音律上也比作诗难，故写诗者多，填词者少。近代以来，像毛泽东那样诗词俱佳、气贯古今者，确实罕见。中国古代称“诗的国度”，翻开《全唐诗》，可见三教九流，无不赋诗。然进入商品时代，诗词几成“绝学”，基本不为人所能。附庸风雅者多，真心挚爱者稀，官员能写诗词者更如凤毛麟角。

　　在旧时代，官员能诗，证明他的品位。在今日，则无须此技，因为政绩第一，其他遑论。偶能为者，必引瞩目。其实，鼎革的时代造就了与旧时代迥然有异的领袖诗人，除毛泽东之外，新中国的领袖、将帅不乏诗人的风骨，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灿若繁星，各有千秋。上世纪50年代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其组词《忆江南·广州好》被一时传诵，60年代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诗词也堪称一家，马上政余吟诗填词，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为政者的一种胸襟、修养、情操、学识的体现。

　　已故钱锺书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同是诗人的胡乔木非常尊重他，发表诗词之前请钱老斟酌修改。钱老改完，曾复函云：“尊诗情挚意深，且有警句；惟意有未达，字有未稳。君于修词最讲究，故即(以)君之道律君之作。原则是：尽可能遵守而利用旧诗格律；求能达尊意而仍涵蕴，用比兴，不浅露，不乖‘风人’之旨；无闲字闲句(此点原作已做到，现只加以推敲)。”(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胡乔木堪称诗词家，我个人的看法，其词为上。毛泽东曾对他的词“再三悉心修改”，甚至“终日把玩推敲”(同上，第366页)。钱老也是大家，他的观点和评价及对诗词创作原则的把握，亦为恰当。

　　钱老为胡乔木改诗，后又致函：“……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同上，第236页)在钱老看来，有的诗词是不能用“雕章琢句”去“僭改”和评论的。朱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