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印隐藏的文化品牌争夺

　　——“夜郎王印”真假之惑

　　核心提示：

　　西汉武帝年间，开辟西南夷。夜郎作为西南夷最大的方国，内附汉朝。公元前109年，汉朝平定南越国后，夜郎王与滇王先后入朝，被敕封为王，《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前些年里，滇王之印已在滇池附近的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现。多年来，寻找夜郎王印，一直吸引着广大考古工作者及研究夜郎历史文化的专家们，有人甚至认为，“找到夜郎王印，也就等于找到了夜郎国”。

　　夜郎王印到底在哪里？长期以来，这一直成了贵州学术界破解夜郎之谜的心结；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掀起的“旅游热”中，各地争打“夜郎牌”，一时之际，争改“夜郎”县名、“发现夜郎王印”等等的有关爆料，也不绝于耳。

　　夜郎与夜郎王印

　　西汉武帝年间，开辟西南夷。夜郎作为西南夷最大的方国，内附汉朝。公元前109年，汉朝平定南越国后，夜郎王与滇王先后入朝，被敕封为王，《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1956年，云南考古者在晋宁石寨山6号土坑墓中掘出一枚金质印章，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字。这枚印章的出土，验证了《史记》的有关记载，并使滇池及其周边地区一组青铜文化遗存有了归属，即其为文献所记的与“夜郎”同时的“滇”之遗存。

　　文献所记，夜郎应在“滇”东面的滇东黔西地带。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考古工作者在安顺以西，北起毕节，南到黔西南的广泛地域内，发现了一批青铜时代遗存，其与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存在许多共性，同时一些差异也较为明显。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夜郎之遗存。

　　我省著名史学家史继忠称，“夜郎故土”的主体部分在贵州，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上可找出许多证据。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有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铜鼓山等，均在贵州西部。我省夜郎考古的重心也曾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开展工作，发现了大量夜郎时期遗址、墓群……但夜郎腹地到底在哪里？夜郎王印成为最重要的线索。

　　于是，发现“夜郎王印”以确定夜郎的范围及其文化成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殷切期盼。

　　夜郎王印？道教法印？

　　2004年，镇宁民间一枚青铜印章经各种媒体的宣传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人考证其为“汉代(少数民族地区)合金铜铸文物”或“夜郎王印”。

　　2007年10月30日，“夜郎王印落定镇宁新闻发布会暨专家研论会”在贵阳举行，该印章被当地政府及与会学者正式界定为“夜郎王印”。

　　有媒体报道说，镇宁“夜郎王印”是镇宁苗族同胞祖传之物，该印青铜质，印身较薄，背有无孔橛形钮，印面方形，边长5.5厘米、厚1.5厘米、通高3.8厘米。印文为凸起的阳文。

　　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文金向媒体宣称，大印下方左右两个文字为“多德”。在蒙正苗族中，一直流传着祖先“竹王”叫“多德”的说法，“多德”即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上记载的夜郎王“多同”，古代“多德”与“多同”音相近；大印上面的王字代表夜郎王，下面一个王字为后代世袭为王，寓意祖祖辈辈世袭传承；大印中间似人非人的图像是“蝴蝶”，传说远古时期，蒙正苗族崇拜的是“蝴蝶”，因此，夜郎王在自制夜郎国王印时就把“蝴蝶”作为民族的标志，后裔为了纪念夜郎王才由崇拜“蝴蝶”转向崇拜“竹王”；印上共有28个圆圈，在“蝴蝶”中心的一个代表夜郎王，下面王字上的3个圆圈，为夜郎王的三个儿子，其余24个圆圈散落在夜郎王印中心圆圈四周，为当时夜郎国所属的24个部落联盟，即班固著《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载的“二十四邑”；印面上的长线、短线均由夜郎王为中心牵出，表示各部落联盟的隶属及区域界线。

　　2007年，杨文金向媒体透露，他属于夜郎王第七十五代子孙，那枚夜郎王自制大印就“掌握”在他们这一支系的苗族同胞手中。从上世纪的1987年开始，他便开始潜心研究夜郎文化，并与另7位同胞对这枚世代相传的大印上的文字、图案和符号进行研究。经过20年的研究后，杨文金宣布破译了夜郎王自制大印。

　　陕西省文物局刘合心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印文中所谓的“蝴蝶”，实为“雷公”的形象，其“步罡踏斗”，作施法状。“圆圈”为“三清神”和北斗七星符号。印文为阳文篆书，应读为“北极驱邪院印”。并指出其年代早不过明代。

　　专家说，翻检相关材料可以发现，“北极驱邪院印”在陕西、四川、贵州等地均有发现，已达数十枚之多，其中数枚无论在质地、形制、铭文等方面均与镇宁印十分接近。思南报社原总编辑张进称，他在思南一些村寨傩戏端公手中发现的多枚巫师印与镇宁自治县热炒多年的“夜郎王印”完全相同。

　　这番解读，曾引发印章持有人和学者双方的“口水仗”。

　　我省考古学者称，“夜郎王印”的形制、铭文、质地均应与“滇王之印”相同或相近，即也可能为金质，蛇钮，阴文篆书，印面方形，边长不逾3厘米。而镇宁印系青铜质，橛钮，阳文，印面边长逾5厘米，反映出唐五代以降印章的特点，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明清土司印章在形制上几乎完全相同。

　　据资料记载，隋唐以来的官印在形制上彻底改变了秦汉印章系统的方寸阴文的印式，而改为阳文大印，其边长多在5厘米以上，较乎边长多2～3厘米的秦汉系统印章要大得多。由于印体较大，已不宜于佩戴，因而钮式也作了很大改革，汉印系统普遍使用的鼻钮至唐代便完全废止，改为长孔的环钮，唐末五代又改为无孔的橛钮。

　　有专家称，这种变化，在上述两方印章中已显露至明，由此可初步判断镇宁印并非汉代印章，更不可能是“夜郎王印”。这应是一枚明清时期的道教法印，即“北极驱邪院印”。

　　刘合心先生介绍说，“北极驱邪院印”是道教重要法印，道教认为，各种章表盖上法印传给诸神，诸神就像接受命令一样按旨行施。还有就是用在神符上，盖上法印更有威力，符的灵力更大，使用更灵。

　　专家又说，“北极驱邪院印”的广泛流传，反映了明清以来道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盛况。而这一历史情境的出现，与道教“北帝派”的兴起有关，也是道教因素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信仰相互契合的结果。

　　印章背后的品牌之争

　　元封二年(前109)，夜郎与滇同受武帝所赐的王印。2000年后的今天，“滇王之印”或其在当时的仿制品业已发现，使滇国及其文化渐渐清晰。

　　而关于夜郎的许多问题尚若隐若现，不甚明朗。

　　历史上曾名满天下的夜郎，今日无疑已成为一块知名度极高的金字招牌，成为各方争夺的热点。

　　2007年4月，杨文金辗转找到北京市文物局研究馆员、从事文物鉴定工作38年的文物鉴定专家孙晓虹，请其为这枚青铜大印进行断代。2007年5月26日，孙晓虹得出结论：此印为汉代少数民族地区合金铜铸文物。

　　此时，专门研究贵州史的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田玉隆已数次赴镇宁实地调查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这支苗族属于夜郎王室的后裔。

　　2007年10月30日，镇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发布“夜郎王印”的新闻中提到，“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和西秀区的交界处，以镇宁自治县革丽乡为中心，在方圆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一支约23000余人的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千百年来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王的后裔，他们所持有的夜郎王印被北京文物局确定为汉代青铜文物。”

　　“夜郎是我们贵州至少是以贵州为主的古老王国。一直以来很多贵州人都在努力要把夜郎文化这个品牌树起来。由于种种原因，总是找不到统揽各种松散的文化资源以实现运作目标的大计……”省苗学会秘书长麻勇斌说，夜郎王印是夜郎王国最重要的神器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消失了一千多年的夜郎王印的神秘出现，是夜郎文化魅力的大展现。

　　无疑，“夜郎”这块贵州独特的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2006年12月，国家地名域名办领导到贵州考察时说：如果说“茅台”品牌值70亿，那么“夜郎”品牌值700亿。我省知名学者熊宗仁先生说：“夜郎古国在历史上神秘地出现而又神秘地消失，使夜郎这块品牌在新的时代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简直就是一个金矿，一座金山。”经过漫长的历史衍生和文化拓展，夜郎文化价值一直受到各方追捧。

　　但是，夜郎的争夺，必须面对考古发现的真实、有经得起推敲的研究为依据。

　　张进在接受《贵州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即便有个别专家称是“夜郎王印”，那只能代表个别专家的个人意见，考古历来就是在探索与发现中不断地去伪求真来揭开事实真相的。

　　作者： 本报记者 王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