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文化遗存比大陆上任何时代存在的遗存都要多，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也许就坐落在海底，只是这家博物馆人类还无法自由进入。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辉煌的航海史更是留下了丰厚的水下文化遗产，水下考古承载着复原中华海洋文明的梦想。

　　水下考古在大多数时间是很安静很寂寞的

　　“在能见度很差的海底，只要你的手离开海底固定物两秒钟，人就会不在原地，而且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被湍急的暗流冲到什么地方。”1981年出生的李钊这样对记者描述水下考古。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的他是海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此次被征集到南澳。从198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对五批身体素质较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过潜水培训，号称黄埔五期，这五期不足百名的“珍稀动物”就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主力军。李钊曾于2007年接受过专业的潜水训练，是黄埔四期，现在的他可以背着高氧双瓶在水下稳定地“呆”上一段时间，从容地布好探方或者布置导向绳。

　　南澳岛，俗称三点金海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唐朝就开始使用，有“郑和七下西洋，五经南澳”的记载。“南澳Ⅰ号”是一艘保存完好的晚明沉船，有助于研究那个时期海船的结构。3月至7月是这一海域的黄金水下作业时间，国家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水下考古队和广州打捞局4个单位的精兵强将都聚集在“南天顺”打捞船上，20名考古队员荟萃了黄埔五期的学员，几乎是“史上最奢华阵容”。

　　作为去年9月刚刚挂牌的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一号工程”，中心主任柴晓明已经多次来到南澳，“这样集结优势兵力做一项工作，以后每年都会有一两次。我们常说的地球是一个水球，70%的表面被水覆盖。而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曾经辉煌的航海史也留下了丰厚的水下遗产，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将进一步摸清水下文物的家底。”

　　“和现在媒体进行的水下考古直播所引发的全国关注相比，水下考古在大多数时间是很安静很寂寞的。”崔勇来自广东省考古所，曾经全程见证“南海Ⅰ号”沉船整体打捞，现在是“南澳Ⅰ号”水下考古的领队之一，“对于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关注的显然不只是一艘沉船的打捞。”

　　中西交流，史载众多。中国的海洋贸易始于西汉，终于清初。在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的400年里，中国商船靠着先进的罗盘导航，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波斯湾的尽头。夏天，东南季风盛行的时候，一队队商船，满载着丰厚的物产，从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方驶来。冬天，当海上送来强劲的西北风时，他们又把在世界最畅销的中国瓷器、茶叶运往西方。即使在明末的海禁时期，民间的贸易也未停止过。无数的沉船，在海底沉睡千年之后，被认为同陆地的文化遗产一样，可以多少复原当年海洋文明的碎片……

　　如果能把考古学家变成潜水员，水下考古便真正成为科学

　　“说中国目前的水下考古水平不低，很多人可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孙键，“南澳Ⅰ号”的另一领队，也是黄埔一期的元老，对于中国的水下考古充满爱意，“中国的考古学整个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田野考古就是老一辈从国外学成带回来的，一开始就和国际接着轨，水下考古学也是一样，开始时我们真是一无所知，一穷二白，正因如此，就可以直接面向世界，主动向国外学。有人说，如果能把考古学家变成潜水员，水下考古便真正成为科学，而在中国，现在从事水下考古的队员都有着考古学背景。像‘南海Ⅰ号’那样的整体打捞，从技术到理念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

　　从世界范围来讲，水下考古的历史也并不长。19世纪30年代，因为潜水面罩的问世，人类向水底世界跨出了重大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人发明了“水肺”，解决了10米以下的水下呼吸问题，考古学者终于摆脱了对职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斯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遗址进行发掘，陆地考古的方法延伸到水下，这被认为是水下考古学的里程碑。

　　中国的水下考古是被逼出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华莎不止一次听自己的老师耿宝昌讲起当年的失落。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哈彻用了10周时间探测到一艘沉船，并最终打捞出15万件中国瓷器。一年后这些精美的中国瓷器被摆到了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拍卖前后进行了9个月，实现了2000万美元的成交金额。当年耿宝昌曾拿着3万美元前往荷兰，结果空手而归。1985年4月，一份《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报告引起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1986年11月，“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成立，就组建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进行了讨论。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教授承担起了这项任务。1987年底，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由此诞生。

　　在国家博物馆尚未竣工的办公楼里，即将赴肯尼亚进行水下考古的张威，是当年被俞伟超先生派到国外去学习水下考古的第一人，他回忆说，许多年前，曾有一位英国学者问俞伟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即使发达国家也并不热衷，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说：“中国的水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

　　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高瞻远瞩让范伊然念念不忘，她曾是中国进行水下考古直播的第一人，如今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水下文物保护是花大钱的事，对于先进技术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一个装备的好坏甚至关系考古人的生命，一套新型潜水服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人民币不等，一套普通的声呐装置就要200多万元人民币，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近万元，再加上出海船只、设备维护、海上供给等支出，每一次出海打捞的费用非常惊人。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做出那样的决定，真的令人佩服。”

　　从成立至今，中国的水下考古一直马不停蹄。从福建连江县定海到海南文昌县宝陵港，从山东长岛到广东新会，范围涉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张威说，国外羡慕我们有一支专业的水下考古力量，但相对于中国艰巨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来说，这些人还是少。过去国家博物馆承担了很多的考古任务，如今国家成立了水下考古中心，有限的力量可以有效整合，地方考古队买不起的设备、不能独立完成的工作、进行水下实验的专项基金都可以由国家统一安排，“十二五”的规划也在制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水下文物保护与国家海洋战略的息息相关，这才是最令人欣慰的。”

　　中国的水下考古初具规模，但制约因素一样也没少

　　朱志雄是广东省南澳县云澳边防派出所的所长，因为“南澳Ⅰ号”，他与他所在的派出所今年3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文物保护特别奖”。

　　2007年5月，南澳县云澳边防派出所在目前“南澳Ⅰ号”所处的海域查获两起盗捞水下文物事件，文物部门据此确认了“南澳Ⅰ号”的位置。“一年中在南澳进行水下考古的时间很有限，考古队一撤，我们就得在海面24小时巡逻，虽然一直没有懈怠，但等他们再回来发掘时，我也不敢确定水下遗址有没有被破坏过。今年4月，崔勇第一次潜水时，我的心七上八下，当他第一时间告诉我水下文物万无一失时，心才落到肚子里。如今1000多个日夜过去了，也许还有1000个日夜需要守护。”

　　并不是所有的水下文物都有这样安宁的栖息环境。2005年6月，福建平潭“碗礁Ⅰ号”古沉船竟吸引来了广东、浙江、安徽、上海、山东等各地打捞者的洗劫，水下文物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柴晓明说，“按照文物考古的方针，水下文物保护的理想状态是原址保护，但人类的贪婪行为是无法阻止的，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因为他们都面临被盗的危险。”

　　今年的3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除了文物系统，外交部、科学技术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总参作战部、海军作战局、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气象局等相关部门代表全数参加了会议。这样的规模再一次说明了水下文物保护并不是文物系统一家的事情。

　　“制约水下文物发展的因素非常多，出水文物的保护就是全世界的难题。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个文物保护工作的1/3，后期的保护工作更艰巨。”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的建筑学博士曹劲说，“南海Ι号”古沉船所采用的整体打捞，是我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一次创举。为其量身定做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首例将古沉船水下考古发掘过程向观众展示的动态专题博物馆。然而，对于“南海Ι号”沉船的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从2006年起，广东省就联合中山大学、中科院海洋所等科研单位就“南海Ι号”古沉船所处海水环境、泥样等进行分析，并不断对古沉船所需的温度与光照条件进行实验，但所有的研究要到“十二五”期间才能完成。

　　在“南澳Ⅰ号”的现场，碰到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宋薇，1984年出生的她是西北大学的本科生，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现在负责对“南澳Ⅰ号”打捞上来的瓷器进行最基础的出水保护，“在海水中沉睡了几百年的文物，饱水度高达700%，一旦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反倒容易引发各种问题。海水中的文物出水后需要脱盐、脱水，还要考虑到光照、压力等方面的因素。除了瓷器，木材、铁器的保护也是难题，大的船体的保护，大家都没有经验。”

　　孙键说，中西方文明曾经有过美丽的邂逅，和陆上的丝绸之路一样，海上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而每一艘远航的船，就相当于我们陆地考古的一个遗址，是那个时代高度浓缩的标本，通过对所有信息的捕捉，可以充分地揭示那个时代的海上贸易方式，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这是文献资料所不能代替的。这或许就是水下考古的终极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