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中国馆，《历程》，陆川。

　　这个5月，因《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而在国内外引起关注的青年导演陆川，随着上海世博会的开幕，百万参观者走入中国馆，再次成为热点人物——作为导演，陆川执拍了中国馆里的8分钟主题片《历程》。

　　5月25日下午，陆川携着他的《历程》短片，走上人民日报“文化讲坛”，透露背后的创作经历，讲述作为当代青年导演的文化思考。以下内容摘自他的主题演讲《电影人的坚守与责任——从〈历程〉创作经历说开去》。

　　年轻人常对国家级文化产品“拍板砖”。现在，项目机会给了我们，为什么不去积极表达

　　刚才，我给大家放映了《历程》。我向你们保证，你们只看到了1/10的影片效果。因为，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那里的屏幕高8米，宽66米，三折幕，影片是为场馆度身定造的，声音和画面相当震撼。

　　接拍世博会中国馆主题片，有些偶然。在2008年拍完《南京！南京！》后，应上海世博局邀约，我参加了中国馆主题演绎方案的评审。后来，组委会邀约我为中国馆拍一部主展影片。乍一听，我不免担忧，一是觉得自己年轻，二是从一名“评委”变成“球员”，这调整，实在大。

　　但只是犹豫了一下，我决定接受挑战，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国家级的文化产品，很多人一听就本能地反感，特别是“70后”、“80后”，向来是只当旁观者与批判者，爱“拍板砖”。现在，有机会让我们去承担国家级项目，为什么不去积极地参与表达？

　　第二，我有一种深刻体会，外部世界对中国声音的期盼、认知，与我们发出的声音之间，存在鸿沟。我们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在讲述的姿态、题材或情怀的关注上，存在一些问题。我希望致力于一些改变，用作品去打动中国以外的世界。如果我们面对机会却放弃，就失去了在这个舞台上发言的机会。

　　但我低估了这个项目的难度。

　　电影创作源于灵感，也比较私人化。而作为国家主题片的《历程》，创作经历完全不同。而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城市化历程，要通过短短8分钟去表达，对我来说，也是考验。为了这8分钟片子，我们这100多个人的团队花掉了一年半的时间，仅前期剧本就写了100多稿。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圈已经画好。但这圈里，其实还是允许一些个人的表达空间。我想传递什么中国气质呢？我觉得，是这个国家的柔和、善意、包容，是这一代人的责任感，一个人类更美好的梦想。

　　我们选择了一些关键词，如“奔跑”、“穿越”。片头有个画面，是一群人在荒原奔跑。我用它向父辈致敬：这是一个大的时代，一个奔腾的时代，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这30年，中国就在不断奔跑。我坚持把汶川大地震中的一些场景加入片中，虽然这一段在审片中引起过争议，但我挺坚持的，因为，汶川地震是个象征，我想借此强调“穿越”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正是在过去数千年中穿越了一次次灾难，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这是一种人性的伟大，是面对灾难时中国人的互助与不屈。

　　由于《历程》创作的特殊性，也留下不少遗憾。但我很高兴，它令我们有机会证明给同代人和下一代导演：我们可以在一个国家级舞台上，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情感注入其中，让文化产品更贴近人性。这种宽容，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进步。

　　没有精神输出、文化输出的中国影片，对中国电影人，对中国形象，都是一个危机

　　创作《历程》这一年半中，包括拍摄《南京！南京！》影片以来，很多人在问：主旋律文化产品，我们该持怎样的创作态度？

　　中国的电影正走向两极。一方面，主流影片市场趋于小众化，如果没有政府推广，市场票房很难看。另一方面，泛娱乐化的电影，尤其是一批耸人听闻的低劣影片，对市场的培育和观众的信心，是双重的打压。

　　现在中国电影内部市场非常好，票房节节攀高。但我们的电影输出，难见精神输出，文化输出。这对中国电影人，对中国形象，都是一个危机。

　　主旋律影片与观赏性、票房，未必冲突，关键看你想传递什么样的思想，用什么方式传递。一部优秀的影片，自我批判精神必须有。艺术创作与新闻发言人完全是两码事，艺术家的表达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声音，创作的文化产品不能只是政策的图解。

　　我想再提《阿凡达》。它在中国的票房是13个亿。在《阿凡达》里，我看到的不是技术，而是导演——创作者的内心情怀，是他们对于地球的责任，对于强势文化掠夺、侵占弱势文化的态度。它用一个神话的、科幻的方式，表达这个基本态度。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主旋律？而这部“主旋律”，能在中国狂扫13亿元票房，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思考吗？它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主流价值可以拍得同样受欢迎。

　　实际上，很多美国电影都是美国精神的宣传片，宣扬自由和民主，宣扬平等，宣扬对人性的关怀，无时无刻不在贩卖、美化他们的价值观。不得不承认，他们“宣传”得不错。这同样需要我们中国电影人包括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去认真思考：爱国，需要多种表达方式。而能够获得最大多数人情感的，才是最成功的表达。

　　讲述姿态的微妙变化，会影响世界，影响“中国印象”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树立国家形象的时候，文化产品该起什么作用？过去30多年，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输出是巨大的，而现在，我们应逐渐过渡到输出中国的文明、中国的精神、中国的价值。

　　当我们越来越想面对世界发言时，就越来越需要掌握讲述的策略，学会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

　　我拍《南京！南京！》的时候，一直希望是站在人类的角度，而不只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屠杀。屠杀不仅对中国人而言是灾难，对全人类也是灾难。不仅对受害者是灾难，对施害者也是灾难。你得通过讲述触痛到他身上的伤疤，触痛到他对人性认知的时候，他才能了解。

　　这部片子在国内与国外的反响差别很大。国内有评论说我是在“美化日本士兵”，但欧洲的大多数评论说，从中看到的，恰恰是中国人顽强抵抗的精神。记得一些国外著名导演对我说，看了《南京，南京！》，他们才了解了中国人，了解了中国为什么在今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有的评论说，从这部片子，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产品不再只是丑化、敌视对手，而是能够站在人类的更高层次，审视、反省一场屠杀带来的影响。

　　回忆这些事，我想强调，讲述姿态的微妙变化，会影响世界，影响世界的“中国印象”。这种“印象”，既体现在每一部影片所表达的价值观，也体现在当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创作出的文化产品交锋、对话时，有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中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该用怎样的文化光芒感染世界？作为创作这些文化产品的工作者，我们的内心是否足够真诚，有自信？

　　本报记者刘阳、陈星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