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7年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点像押宝。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宝算押着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车上，德国人签了投降书的那一刻，中国也成了战胜国。

　　跻身战胜国之列， 国人群情振奋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提灯庆祝。据胡适回忆，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3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一班儿教授，做了1天的对民众的演讲。

　　第一次跻身战胜国之列的国人，对“战胜”和“公理”很有期待，战胜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14点声明，最令人鼓舞的两点是：一、废除秘密外交；二、各国一律平等，尊重弱国小国的权利。此论一出，不管威尔逊动机如何，弱小国家欢欣鼓舞，中国人也是相当兴奋。

　　中国人满以为，经此世界大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可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得关税自主的权利，收回被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路，在世界上抬起头来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当时是个河南的中学生，他回忆道，当时开封举行庆祝大会，学生差不多都来了，大家心里充满了快乐。不仅学生这样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这样想。因此，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同样期待甚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

　　弱国无外交， 占理却讨不到半分便宜

　　要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实际贡献，中国并不小。毕竟有几十万华工在欧洲战场做苦力，挖战壕，修工事，运物资，抬伤员，相当于中国派遣了一支几十万之众的后勤部队。但当时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中国跟多数殖民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在和会上的命运，如同是砧板上的鱼肉，所差的无非是切给谁而已。

　　可是，前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人，以及中国的知识界中人，对和会有着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连老于世故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都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理所当然地在和会上名列第一等级，有5位代表。未加细想，就派出来5位正式代表。可是，当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两人出席和会。会议开始之后，若干国家经过力争，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均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让中国很没面子，也一度让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很为难。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名次顺序为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组。由于陆徵祥的身体不好，实际上最有才华的留美学生顾维钧，成了事实上的首席代表，这对中国人在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大为有利。可惜，弱国无外交，在会上占理，却在实际中讨不到半分便宜。

　　尽管一上来就吃了瘪，脸面无存，但中国代表团还是想在和会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的目标，是一揽子解决自鸦片战争以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所有问题。为此，代表团各个成员还分头备课，写出备忘录。当然，中国代表团的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事实上，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所能据理力争的也只有山东问题。

　　1919年1月28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关于山东问题的陈词，一度使这个问题闪现出一丝曙光。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从山东的历史讲起，三言两语就阐明了山东和胶济铁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同时引经据典，引证国际法名家的见解，认为和会理所应当让中国直接收回山东的权益。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发言则相形见绌，不但口音过重，还有点含混不清，估计不少与会者根本没听清他在说什么。所以，双方发言过后，各国代表纷纷上前跟顾维钧握手，而日本人则被冷落在一边，情形颇为尴尬。

　　可惜，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赛，大家都是来做交易分糖果的。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但鉴于日本的实力，绝没人乐意为了中国而开罪日本。5强之中，最强的英、法、美3国，法国一向对华不友好，此番和会，与会的法国总理自始至终对中国代表态度恶劣。英国人在实质上也更倾向于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上，虽然反复强调公理和正义，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可惜，他的这种秩序是要靠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的，而建立这个联盟，必须得到5大国之一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坚持非要山东不可，美国人势必只能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