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邓丽君有一段跨越海峡，久远而奇特的交往。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内地，人们的观念还比较传统，不管是我国港台的还是西方的流行音乐，包括邓丽君的歌曲在内，都一概被视为“靡靡之音”。

　　1978年，我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访演。在此之前，我已经从短波收音机里偷偷地、经常地收听邓丽君的歌声了。当然，那时在大陆还没有任何邓丽君的音像资料，更不要提电台、电视当中出现邓丽君的音乐。我在美国的唱片店买到了几张邓丽君的黑胶唱片。我们都知道，当时出国人员回国过海关的时候，行李都会被翻得底儿朝天地检查，而因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有外交护照，进出海关可以免检，所以我可能是把邓丽君的唱片带进大陆的第一人。

　　唱片带回来以后，各方面的朋友都闻风而来，到我这儿来抢着听这几张唱片。我还把这张唱片拿给叶剑英元帅听过。他其实并不认识邓丽君这个人，听过曲子，看过歌词后，他说了一句话：看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轻音乐、流行音乐了，要有一点情歌，不能都是战斗的、革命的，江青搞的那一套应该要改变了。后来，小平同志的子女，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一些著名音乐人士包括搞古典的音乐人士也都听过我带来的这些唱片。

　　不久后，我开始跟邓丽君联络。我们联络的方式就像电视剧《潜伏》的方式。我通过一个香港的朋友给邓丽君带了个口信，说我非常喜欢她的歌曲。邓丽君十分高兴，也是托这个朋友，给我带了她新录的盒带——当时刚刚出现盒带，还有她的一张照片和一本画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也签上了她的名字。从那时候开始，我跟邓丽君有了秘密的交往，但主要是通过口头的，都不太敢常常通信，我写的信也大都是通过朋友经由香港带给她。邓丽君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军官，当时这还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我跟邓丽君私下的交往被发现了，可能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1990年我到香港定居。在邓丽君去世的前一年，我们终于得以在香港谋面。当时她已经风靡内地，我希望内地的青年人，这个中国最大的听众群体，能够面对面地听她唱歌，因为从专业的角度出发，我非常欣赏她的音乐。为了把她的音乐进一步升华，当时我设计了一个方案，就是邀请大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为她伴唱，请她到内地来开大型演唱会。我跟她在香港见面的时候，还有现在已经去世的著名音乐人黄霑先生。当时黄霑也动员她到内地来。邓丽君以前都是电子小乐队伴唱，我说让交响乐团、大合唱团给她伴唱，她听后非常激动，眼睛都亮了。她从来没有想到她的流行通俗音乐可以用跟交响音乐、古典音乐、传统音乐互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她当时就说，很希望到内地，让更多的人来听她的歌声。她说：“我马上就要离开香港，我也回去考虑考虑，你也回去考虑考虑，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落实，我过些时候还会来到香港，我们再详谈和落实。”可是不久之后，她突然间仙逝。大家都知道，她是发哮喘，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

　　虽然我是搞古典音乐的，但是我认为音乐要多元化，既要有古典的、传统的音乐，也需要通俗的、流行的音乐。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需要娱乐，既要有大歌，也要有小调。古典音乐有优劣之分，通俗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也有优劣之分。迄今为止，邓丽君在华人音乐界仍是无可比拟的、最杰出和卓越的流行歌手。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她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巨星，除了给华人带来广受喜爱的歌声，她还把中国的音乐传到了日本，传到了东南亚，甚至传到了西方世界。老外如果知道中国歌，那多半也是《小城故事》或《千言万语》。

　　今年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15周年，邓丽君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和遗憾。本来今年5月8日，我们大家都应当还能听到邓丽君本人的歌声，可惜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千千万万的歌迷。我认为，迄今为止，在华人流行歌手中，特别是流行女歌手中，还没有出现能够超过邓丽君的人。

　　刘诗昆